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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经典物理学所坚持的还原论，正如物质本身可以分解成部分，物理过程也可以分解成部分。各个部分可以拆卸，相同的部分可以替换，每个部分在不同的整体中具有相同的性质。在这个实验中，既然前半部分是相同的，光子在前半部分的行为也应该是相同的。但是，根据量子理论，却只能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不可分的过程。对此，我们或者放弃经典物理的还原论立场，接受量子理论给出的整体论；或者坚持经典物理的实在观，否定量子理论给出的实在描述是完备的。惠勒明确指出：量子理论要求一种新的实在观。
在玻尔—爱因斯坦争论的分光实验中已经隐含了时间问题。因为放与不放第二块半透膜，决定着被观测的光子的行为。而光子总能做出相应的表现，似乎能预先知道观测者的决定。由于他们的注意力在路径上，时间次序的倒错被忽略了。
延迟选择把时间问题凸显出来。在光子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之后，无论它从A来还是从B来，都已经发生，不可能重新来过。既然我们承认那个倒霉的光子从遥远的几万光年来到实验室需要几万年的时间，我们的决定注定是在光子走完了大部分路程之后做出的。从时间的角度看，惠勒为还原论者设计了最后一个可还原的部分。把整个过程分成了两个时段。在光子走完了前个时段，再决定做后个时段的实验。如果你承认光子的漫漫长路可以分解成前后时段，就只好承认，观察者在后个时段的选择对光子已经完成的前个时段的行为造成了影响。
一向关心哲学问题的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把对延迟选择实验的上述解释称为玻尔—惠勒阐释。戴维斯指出，惠勒把量子力学的测量行为和时间本性之间的关系突出地表现出来，把哥本哈根学派的思想推到了逻辑上的极致。
延迟选择实验的可操作性
延迟选择实验不只是一个思想实验，还具有可操作性。惠勒在自传中说：
与其它许多思想实验一样，技术进步跟上了理论，使它变成真正的实验。Maryland大学的Carroll Alley, Oleg Jakubowicz, William Wickes于1984年——在实验室的实验台上，不是在棒球场上——演示了这个实验。爱因斯坦一直试图回避，而玻尔认为无法回避的量子世界的奇异性，是真实的。
如果延迟选择在实验室中是真的，在棒球场的尺度上肯定也是真的，在宇宙范围肯定也是真的。……那么，我们只好认为每一个单个的光子在其从类星体到地球的数十亿年的旅程中，以昙花一现的几率云的形式同时经过了跨越两个星系的两个路径，延展到遥远的空间，直到我们用测量把光子钉住。否则，还有什么可能的解释呢？既然我们在决定是测量来自两条路径的干涉还是测量光子究竟走过哪一条路径的时候，光子已经上路十亿年了，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这个测量的行为，不仅把光子自身历史的性质展现给我们，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光子的历史。宇宙过去的历史并不比我们通过现在的测量指定给它的历史具有更多的合理性！[8]
宇宙尺度上的延迟选择实验也具有可操作性：
有两个天体，名字是0957+561A和B，它们曾被认为是两个不同的类星体。二者分开的视角是6弧秒。现已证明：二者实际上是一个类星体的两个像。……这个结果把光束分离实验从实验室尺度扩大到了宇宙尺度。 [9]
由引力透镜造成的类星体双像成为在地球上进行宇宙尺度的延迟选择实验的天然光源。惠勒提出了一个实验装置。将望远镜分别对准两个类星体像，利用光导纤维调整光程差，并将光子引入实验装置，就可以完成星际规模的延迟选择实验。
延迟选择实验突显了量子理论与经典物理在实在问题上的深刻分歧。在此基础之上，惠勒进一步提出参与的宇宙（participatory universe）的观念，把整体论从空间延伸到时间，不仅空间不能被分割成一个个部分，从宇宙大爆炸到今天的全部时间，也是一个整体。
延迟选择实验已经成为一个经典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不同的诠释，丰富我们对实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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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明白没有？不明白的话讨论讨论啊。
其实，还有更神奇的呢，阿斯派克特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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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释阿斯派克特实验，首先要讲讲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Boris Podolsky）-罗森（Nathan Rosen）联合发表的论文《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可能是完备的吗？》，论文里讲到：
“量子论认为在没有观察之前，一个粒子的状态是不确定的，它的波函数弥散开来，代表它的概率。仅当探测发生时波函数坍缩，粒子随机地选取一个确定的值。”
“设想有一个一个大粒子，它是不稳定的，很快就会衰变成两个小粒子，向相反的两个方向飞开去。假设这种小粒子有两种可能的自旋，分别叫“左”和“右”，那么如果粒子A的自旋为“左”，粒子B的自旋便一定是“右”，以保持总体上自旋守恒，反之亦然。”
“根据量子论没有观察其中任何一个之前，它们的状态都是不确定的，只有一个波函数可以描绘它们。只要我们不去探测，每个粒子的自旋便都处在一种左/右可能性叠加的混合状态，为了方便我们假定两种概率对半分，各50%。”
“现在我们观察粒子A，于是它的波函数一瞬间坍缩了，随机地选择了一种状态，比如说是“左”旋。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两个粒子总体要守恒，那么现在粒子B肯定就是“右”旋了。问题是，在这之前，粒子A和粒子B之间可能已经相隔非常遥远的距离，比如说几万光年好了。它们怎么能够做到及时地互相通信，使得在粒子A坍缩成左的一刹那，粒子B毅然坍缩成右呢？”
“量子论的概率解释告诉我们，粒子A选择“左”，那是一个完全随机的决定，两个粒子并没有事先商量好，说粒子A一定会选择左。事实上，这种选择是它被观测的那一刹那才做出的，并没有先兆。关键在于，当A随机地作出一个选择时，远在天边的B便一定要根据它的决定而作出相应的坍缩，变成与A不同的状态以保持总体守恒。那么，B是如何得知这一遥远的信息的呢？难道有超过光速的信号来回于它们之间？”
“假设有两个观察者在宇宙的两端守株待兔，在某个时刻t，他们同时进行了观测。一个观测A，另一个同时观测B，那么，这两个粒子会不会因为距离过于遥远，一时无法对上口径而在仓促间做出手忙脚乱的选择，比如两个同时变成了“左”，或者“右”？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不然就违反了守恒定律，那么是什么让它们之间保持着心有灵犀的默契，当你是“左”的时候，我一定是“右”？”
爱因斯坦等人认为，既然不可能有超过光速的信号传播，那么说粒子A和B在观测前是“不确定的幽灵”显然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唯一的可能是两个粒子从分离的一刹那开始，其状态已经确定了，后来人们的观测只不过是得到了这种状态的信息而已，就像经典世界中所描绘的那样。粒子在观测时才变成真实的说法显然违背了相对论的原理，它其中涉及到瞬间传播的信号。这个诘难以三位发起者的首字母命名，称为“EPR佯谬”。
1982年，法国奥赛理论与应用光学研究所(Institut d’Optique Théorique et Appliquée, Orsay Cédex)里的一群科学家准备第一次在精确的意义上对EPR作出检验，领导这个小组的是阿莱恩•阿斯派克特(Alain Aspect)。
法国人用钙原子作为光子对的来源，他们把钙原子激发到一个很高的量子态，当它落回到未激发态时，就释放出能量，也就是一对对光子。实际使用的是一束钙原子，但是可以用激光来聚焦，使它们精确地激发，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强信号源。阿斯派克特等人使两个光子飞出相隔约12米远，这样即使信号以光速在它们之间传播，也要花上40纳秒(ns)的时间。光子经过一道闸门进入一对偏振器，但这个闸门也可以改变方向，引导它们去向两个不同偏振方向的偏振器。如果两个偏振器的方向是相同的，那么要么两个光子都通过，要么都不通过，如果方向不同，那么理论上说(按照爱因斯坦的世界观)，其相关性必须符合贝尔不等式。为了确保两个光子之间完全没有信息的交流，科学家们急速地转换闸门的位置，平均10ns就改变一次方向，这比双方之间光速来往的时间都要短许多，光子不可能知道对方是否通过了那里的偏振器。作为对比，我们也考察两边都不放偏振器，以及只有一边放置偏振器的情况，以消除实验中的系统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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