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APEC及东盟峰会接连在印尼、文莱召开，作为媒体人，不禁引发对那里华人政治地位问题的再次关注。
大家都知道印尼的华人不少，约占两亿多人口总人口１０％，上千万华人在印尼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为该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印尼全国有１００多家银行，华资银行超过70家，占一半以上；印尼实力雄厚的企业集团，华人企业占据主导地位，著名的三林集团、阿斯特拉集团、力宝集团、金光集团、巴里多太平洋集团均为华人华侨创建。
但如此强大的经济人群，却是该国最没有政治社会地位的族群，众所周知，印尼是排华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度之一。曾发生过许多起大规模的排斥、屠杀、迫害华侨华人的惨剧。 固然这有历史方面的原因，已经消失的印共被定格为洪水野兽，牵连了大量无辜华人。
这段不幸历史过去半个世纪，但华人的政治地位依然没有明显改观。在震惊世界的1998年印尼首都雅加达大骚乱中，大量华人商店被砸，不少华人被杀，许多华人妇女遭强暴。迫于世界舆论压力，当时的哈比比总统宣布取消华人身份证的特殊记号，对华文的使用有条件地松动，允许华人组织社团和政党，随后执政的瓦希德总统更进一步，撤消1967年颁布的限制华人公开庆祝自己节日的第14号总统决定书，宣布孔教(儒教)为合法宗教。
虽有上述的变化与进步，华人依然在印尼难以取得事实上的平等地位。印尼现有法律仍有这样的规定：国民信仰自由，但必须拥有信仰，否则就被视为非法的共产党。这使得被贴上“政治排斥标签”的华人很小心翼翼生存。
再看看马来西亚：人口总数近三千万，华人占四分之一。他们掌握了国家经济的大部分，在当地多处于富人阶层。但是再来看看历年来的马来西亚总统，没有一个华人。而只占8%的印度人却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政府，社会组织中到处都活跃着印度人。
当一个族群长期被歧视，首先要做的不应该是抱怨历史，而是三省自身。拿出突破解现实瓶颈的实际行动。
一个国家一个人群的政治地位，是与承担的社会责任成正比的。
不得不承认，除了历史原因外，华人自身存在严重政治品格缺失——不愿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做公共领域大事的主动性较弱,不愿“管闲事”、不敢主动出头“挑大梁”，是南洋华人的通病。这是他们在东南亚没有政治地位的现存主要原因。他们长期以来“明哲保身”，不愿参与军事到政治领域，只乐衷于自己的大宅门。
这就是在印尼华人虽富，却悲剧连连的主要原因。本土人并不因为你不愿“管闲事”而高看你、反倒轻视你胆小自私。当他们认为，你只是窃取了他们的经济利益的奸商贩，那么悲剧就一再发生了。
而同样富甲天下的犹太人，就值得海外华人照镜子。他们之所以世界赢得比较高的地位，不仅是因为他们很能赚钱，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思想有行动有责任心，在各国积极参与各项政治活动、承担各项责任，所以他们就有了各项权利和尊严。
权利的获得从来都是以承担责任为先导的，任何只想享受权利而不愿承担责任的想法都是短视，甚至是愚蠢的——因为这样人再有钱也掌握不了自己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责任的逃避也就是对权利的默认放弃。为此，华人要想彻底站起来，必须改掉“明哲保身”的旧传统。须知一群把自己封闭在社会、政治之外的有钱人，只能重复历史长河上的浮萍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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