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大臣汲黯曾经当面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是武帝的品格，其实也是那个时代的官场品格。盖国家的政策与所尊崇的理论发生矛盾，说一套做一套成为官场风气在所难免。西汉政权之所以被篡夺，固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而对虚伪的容忍与欣赏，则在其中起着发酵的作用。
从西汉建立到汉武帝执政之前，西汉的政治渐趋稳定。而经过大约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的社会生产力也已完全恢复。然而，富者恃财骄横而无顾忌，宗室、贵戚和官僚也争相奢侈，日甚一日。故汉武帝虽承盛世，却也处于由盛而衰的当口。武帝初即位，即接受了儒生们向他提出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建议。但是，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上，武帝奉行的却是法家的学说。他下令实行一种叫“告缗”的财产税，把那些为逃避征税而隐瞒财产的人搞得倾家荡产。他对盐、铁等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和商业实行官营，使工商业利润都流入国库。这种治国政策和治国理论上的矛盾，终于在西汉的官僚阶层中，产生了一批将儒学作为嘴边装饰的人物，张口闭口都是空话、套话、假话。

说一套做一套的风气从何而来
大臣汲黯曾经当面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是武帝的品格，其实也是那个时代的官场品格。公孙弘和张汤的为人处世，正是当时官场品格的写照。盖国家的政策与所尊崇的理论发生矛盾，说一套做一套成为官场风气在所难免。
武帝时的公孙弘，因以儒学“对策”而受到武帝的欣赏，从此平步青云。公孙弘是吏员出身，对于如何处理公务，是非常在行的，但明明是按通常的程序和原则处理公务，他总是要引用儒家经典为依据，以迎合武帝空谈儒学的嗜好。公孙弘对武帝穷奢极欲的性格看得很透。他宣称做皇帝最怕“不广大”，以迎合武帝的好大喜功。他有时也发表一点不同意见，却绝不坚持，只是为了表明自己敢于讲真话。
他还很会为同僚设陷阱，明明与大臣约好了一起向武帝进谏，到时候却一切迎合武帝旨意。有一次汲黯当场揭露并斥责他的这种行为。武帝追问怎么回事，公孙弘委屈地对武帝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这是出于忠心，不了解我的人才会觉得我不忠。”
身为宰相，公孙弘自奉俭节，吃得很一般，盖的是布被，俸禄都分给朋友，家无余财。汲黯指责他的这种节俭是沽名钓誉，公孙弘也不否认。武帝不但不追究，反而很欣赏他面对指责时所表现出来的儒者谦让之风。其实，公孙弘是个“外宽内忌”的人物。凡是与他有过节的人，他表面上对人家很和气，暗地里却寻机加害。董仲舒对公孙弘阿谀逢迎的腔调很鄙视。武帝的兄长胶西王性格暴戾，朝廷任命的几任胶西相都被他杀害了。公孙弘就建议武帝任命董仲舒为胶西相，想借胶西王之手把董仲舒杀掉。

酷吏张汤由于善于迎合，从一个刀笔吏，一直做到廷尉。他判案，总是看武帝的眼色行事，重判轻判都事先窥得武帝的心思。因为武帝提倡儒学，张汤审理重大案件时，总是想尽办法使自己的判决符合儒家的教义。他甚至请来研习儒学的博士，为他的判决引经据典。他多用凶狠之辈为爪牙，却又喜欢结交儒生。廷尉府判决的案子，武帝认为好的，张汤总是说手下某某人建议如何，才使案子这样判了。如果案子判得有问题，武帝不满意，张汤就说是自己没有采用手下某某人的建议，把案子办坏了。他这样推功于人，诿过于己，就是要让武帝觉得他为人宽大忠厚，有儒者气象。

想当初，元帝即位，匡衡即上书，说贪财贱义、喜好声色、崇尚奢侈已成为天下风气；人们为利益所驱使，连最基本的纲纪人伦都不顾了。他建议元帝以身作则，弘扬道德于京师，使天下起而效法，“大变其俗”。他说得是那样的振振有辞，背地里却干出这种“专地盗土”的勾当，可见他自己就是那种“贪财贱义”之人。

王莽：谄媚天下的“道德楷模”


汉朝的问题很多，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贫富悬殊。用董仲舒的话来说，就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再就是地方官普遍作奸犯科，与豪强勾结，为霸一方。而朝廷之上，则是外戚专权。但是，对这些问题，以儒学为官者，绝大多数都不敢正视，而为虎作伥者更不在少数。汉宣帝曾就此说道：“俗儒根本不知道如何面对实际，而一味地是古非今，满口经义，不懂得什么才是必须遵循的根本，哪里能派得上用场。”


然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毕竟使儒学处于独尊的地位。从那时起，西汉的读书人，便于儒学的“禄利之路”上，一路狂奔不止，说一套做一套成为时代风气。


宣帝时的陈万年，为人谦让平和，表面上私德不错，却不惜倾家贿赂外戚，而且很懂得怎样讨好人和讨好谁。他官至御史大夫，临死前把他的儿子叫到跟前，大加“教戒”。他的儿子听得不耐烦，说：“您说的我都听懂了，主要就是要我知道怎样献媚奉承。”


这样的官场风气让后来篡夺了西汉皇位的王莽如鱼得水。王莽是媚天下之人，是那种把天下公认的美德都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他的孝悌忠信、勤谨恭敬、廉洁节俭和乐善好施，都是切切实实地做出来的。更何况他还博学好儒，举手投足俨然儒者风范。他官做得越大，对自己的约束越严，待人也越谦卑。而深厚的家族背景和难得的“孤贫”身世，更使他得天独厚。在一个讲究势力的时代，他恰恰来自最有势力的家族。在一个讲究道德的时代，他个人所具有的种种美德，以及“孤贫”的身世，都使他区别于家族中的那些纨绔子弟，因而备受道德上的赞扬。

不过，也有迹象表明王莽的确很虚伪。他为自己买了侍婢，被人知道了，即说这个侍婢能生儿子，他是为尚无子嗣的后将军朱子元买的。身为大司马，王莽的妻子穿的长裙只遮到膝盖，被人误认为是他家的僮仆。而当时一般人家，妇女都是长裙曳地的。遥想当年公孙弘，身为丞相封侯，却盖着布被，就被汲黯指斥为沽名钓誉，自己也不敢否认。如今，却不再有人用同样的言辞来指斥王莽。在一路由“安汉公”而“假皇帝”，由“假皇帝”而“真皇帝”的过程中，王莽的一切，都被赋予一种道德色彩。在终于登上皇位的那一天，王莽亲自搀着汉朝最后一位皇太子唏嘘流泪，说周公辅政，最终把天子的权力归还给成王；而自己却迫于“天命”，不敢不取而代之。他哀叹了很久，才让人将皇太子抱下殿，向自己称臣，封为定安公。满朝公卿大臣，没有人对王莽这种虚伪的表演表示厌恶。


在这种情况下，虚伪以及对于虚伪的容忍和欣赏，反而成为那个时代官场道德的一部分。西汉之所以被篡夺，固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而悲剧的酿成，则由空言教化所造成的虚伪以及对虚伪的容忍与欣赏，在其中起着发酵的作用。

在西汉封建社会中，基本的阶级是彼此对立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包括皇帝、贵族、官僚以及一般的地主，是封建统治阶级。农民阶级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手工业者的经济地位相当于农民。农民和手工业者是主要的被统治阶级。商人的经济地位比较复杂，大商人一般都是大地主，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小商贩的经济地位类似手工业者和自耕农，是被统治阶级的一部分。除此以外，还有数量颇大的奴婢，他们的身分和经济地位最为低下。他们虽然不是汉代封建社会的基本阶级，但是在生产中还具有一定的地位。


在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各个阶级都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变化。地主阶级和大商人迅速扩充势力，强占民田，役使和盘剥农民，掠夺财货奴婢，其中一部分逐步发展成豪强大族。农民阶级中的自耕农，经过汉初一个较稳定的发展时期后，少数上升为地主，多数则逐步陷入困境，从中分离出大量的人，成为“游食”的小商贩，或者成为佃农、佣工和奴婢。

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掌握着政权，拥有大量的土地。居于这个阶级最上层的，是以皇帝为首，包括诸侯王、列侯和大官僚（很多大官僚也有列侯或其他封号）的贵族地主。参加过反秦起义，在汉初获得官、爵的军功地主，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重要阶层。皇帝在全国（主要是在直辖郡内），诸侯王在王国内，列侯和其他高爵的军功地主在封域或食邑内，凭借国家机器，强迫农民缴纳租赋，提供无偿劳役。中央政权的租赋所入，由大司农掌管，用来养活官吏和军队。皇帝还以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作为“私奉养”，置少府官主领。最晚到汉武帝时，少府以及一些别的官府开始向贫民出假公田，榨取租税。武帝置水衡都尉，统一铸币是其职能之一，铸币赢利亦入少府。元帝时，百姓赋钱藏于都内（大司农属官）者四十万万，同时，水衡藏钱二十五万万，少府藏钱十八万万。少府、水衡钱供皇帝私奉养者数目十分巨大。


地主阶级掠夺土地日趋严重，官僚地主更为突出。萧何在关中贱价强买民田宅，霍去病为生父中孺买民宅奴婢，淮南王安后荼、太子迁、女陵和衡山王赐，都侵夺民田宅。成帝丞相张禹买泾渭之间膏腴上田至四百顷，又请成帝赐与平陵(昭帝陵)附近的肥牛亭部地，成帝诏徙亭它所，而以其地赐禹。甚至成帝自己也置私田于民间。西汉中期以后，拥有土地三四百顷的大地主为数不少，个别大地主的土地甚或至千顷以上。如武帝时酷吏宁成买陂田千余顷，哀帝宠臣董贤得哀帝所赐苑田竟至两千余顷。

农民阶级


西汉政权继续用户籍制度控制人户。举凡姓名、年纪、籍贯（郡、县、里）、爵级、肤色、身长、家口、财产(田宅、奴婢、牛马、车辆等及其所值)，都要在户籍上一一载明。汉代州郡，每年都要通过“上计”，向中央申报管内的户口数和垦田数。在列入户籍的编户齐民中，人数最多的是自耕农民。


西汉封建国家对自耕农的剥削，较之秦代有所减轻。但是就西汉生产力水平而言，农民租赋负担仍然沉重。据文帝时期晁错的估计，五口之家的农户，种地百亩，不计副业收入，每年约收粟百石。丁壮日食五升，通家合计，一年食用当占所收的大半。汉制，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岁纳百二十钱，叫做算赋；七岁至十四岁的儿童，岁纳二十钱（武帝时增至二十三钱），叫做口赋。赋钱之重，大大超过三十税一的田租。汉代农民兵徭负担也很重。通常的农户，每户应服兵徭的男丁约为两口，为了不误耕作，就要以每人若干钱的代价雇人代役。农家卖粟纳口赋、算赋和雇人代役，所收之粟就所余无几甚至没有剩余。进行再生产所需的种子、耕畜、农具等项支出，以及农民衣著、杂用所费，还未计算在内，这些费用能否筹到，就要视副业（主要是纺织）收入的有无多寡而定了。

西汉时期，粮食和土地价格因时因地而有不同，但一般说来是偏贱的。粮价如前所述，文景时每石高不足百钱，低则十余钱。田价则关中和洛阳上田，每亩千余、两千、三千钱不等；居延边地，每亩约值百钱。但是农民所需耕牛，一头值数千钱以至万余钱。西汉耕作，一般是二牛一犋，农户当备置二牛。马当时也是耕畜，由于战争的需要，更为昂贵，每匹低则四千，高则若干万。铁器、衣物和食盐，价格都不贱。物价的这种不平衡状态，对于地主、商人的剥削兼并有利，对于农民极为不利。农民贱价出卖谷物，甚至出卖土地，高价购买耕畜、农具和其他必需品，进出之间，损失很大。何况纳税季节，地主、商人乘农民之急，还要将粟价压而又压。这也是农民生活困苦的重要原因。


还在号称“无兼并之害”的文景时期，晁错就尖锐地指明这种危及统治秩序的现象。他说：农家终年辛苦，无日休息，除了纳税服役之外，还会碰上水旱之灾，或者是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暮改，纳税季节，有粮谷的人家被迫半价出卖，没有粮谷的人家只有倍息借钱。于是有的人就不得不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了。这种情况，到武帝以后更为普遍。《盐铁论》中贤良、文学叙述农家入不敷出的情况说，田租虽是三十税一，但加上口赋更徭之役，大概一人之作，中分其功。有时农民尽其所得，不够应付租赋更徭，只好求之于高利贷。所以百姓虽勤力耕作，仍不能免于饥寒。

破产的农民，多数被迫依附于大地主作佃客。大地主大量招纳逃亡农民，官吏畏势，不敢督责，反而加重对穷苦百姓的压迫。百姓不堪其苦，转相仿效，纷纷流亡远去，他们的租赋徭役又被官吏转嫁给尚未流亡的中等农家。这样，就出现了未流亡者为已流亡者纳租服役的恶性循环。流亡问题越来越严重，而豪强地主所招纳的佃客和兼并的土地也越来越多。豪强宁成役使贫民至数千家。佃客一般以对分的比率，向地主交纳地租。边地居延，有向屯田卒收取地租的记载，计田六十五亩，收租二十六石，每亩合租四斗。汉代不见佃客免徭赋的法令，佃客还要受徭赋之苦。还有一些破产农民，迫于生计，为佣作糊口。秦末陈胜为人佣耕，起义以后，故人为佣耕者都来军中谒见。西汉佣工种类，见于文献的除佣耕、仆役以外，还有采黄金珠玉、治河、筑陵、为酒家佣保等等。武帝□盐铁以前，豪强大家冶铁煮盐，一般都是招纳流亡农民为之，这些人有一部分是雇佣身分。□盐铁后，盐铁生产除用官奴婢外，还用徭役劳动，由于道远作剧，农民无法自行服役，不得不出钱雇人代替。雇人所需，一说每人每月两千钱，一说每月三百钱，后说似近史实。官僚地主甚至凭借权力，雇工而不给佣值。

在汉代社会里，雇佣劳动在社会生产中不占重要地位。佣工还要受种种封建束缚，庸和奴的称谓有时是混同的，表明庸工身分低下。汉昭帝始元四年（前83）诏书里，有岁俭乏食，“流庸未尽还”之语，可见在剥削压迫稍见缓和，或年景稍佳之时，流亡为佣的人是可以返回乡里的。商人西汉初年，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西汉继承秦代重农抑商政策，限制商人。但是，经商是剥削者方便的致富之道，商人通过贱买贵卖，不劳自肥。当时俗语所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所以商人都用各种手段逃避限制，扩大经营，抑商法令等于具文。文景以后，商人力量有蒸蒸日上的趋势。晁错看到这种情况，向文帝说：“令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西汉前期，出现了许多大盐铁商，大贩运商，大子钱家。卓氏在临邛，即山铸铁，行销滇蜀，有奴僮千人。程郑在临邛，也以冶铁致富，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交易。孔氏在南阳大规模冶铁，占夺陂池，致富数千金，多和诸侯王交接。曹邴氏以铁冶起家，兼营高利贷和运输，与富有的吴王濞齐名。山东刁间驱使奴隶，逐鱼盐商贾之利。洛阳师史专事贩运，车辆成百，遍行诸郡国。宣曲任氏在楚汉之战时从事粮食囤积致巨富。子钱家无盐氏在七国之乱时以千金贷给从军东征的列侯封君，一岁获息十倍，富埒关中。许多贵族、官僚、大商人铸钱牟大利，邓通和吴王濞最有名，所铸的钱流通天下。上述卓氏、程郑、孔氏的先人，都是战国末年东方诸国的大工商主，秦始皇时成为所谓“山东迁虏”，但子孙仍然致力工商。秦汉时期多次迁徙六国贵族于关中，其中齐国的田氏族姓繁衍，世多货殖，汉代关中富商大贾，很大一部分出于田氏。在西汉社会中，“以末致财”的大商人，虽然家资数千万乃至成万万，但仍须“用本守之”。这就是说，经商致富的人，需要掠夺土地，成为大地主，才能守住产业。所以大商人无不规陂池，求田宅，凭借财富役使贫民。另一方面，大地主、大官僚也多兼营商业，以图暴利。宣帝时杨恽籴贱贩贵，从事粮食买卖。贡禹奏请自尚书诸曹和侍中以上的皇帝近臣，都不许私自经营商业，可见那时大官僚经营商业的普遍。

大商人兼并土地，加速了农民的破产流亡。他们还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助长分裂割据。因此封建国家和大商人的矛盾依然存在，终于导致汉武帝刘彻打击大商人的结果。


至于人数众多的小商人，他们有的列肆贩卖，有的负货求售，有的兼为小手工业者自制自销，有的以车僦载收取运费。他们多数由农民或城市贫民转化而来，同样受剥削压迫，同大商人不同。小商人无法突破抑商法令的限制，而国家的徭役征发，也往往首先落到他们头上。秦汉的七科谪，即以七种人为对象的谪发远戍的制度，有四科是谪发商人或他们的子孙。

奴婢


奴婢有官奴婢和私奴婢，数量颇大。


官奴婢的来源，一为罪犯本人以及重罪犯的家属没官为奴者；一为原来的私奴婢，通过国家向富人募取或作为罪犯财产没官等途径，转化为官奴婢；一为以战俘为奴。官奴婢用于宫廷、官府服役，用于苑囿养狗马禽兽，也用于官府手工业、挽河漕、筑城等劳作。西、北边地诸苑养马的官奴婢有三万人。元帝时长安诸官奴婢游戏无事者，有十万人之多。私奴婢主要来自破产农民。他们有的是被迫自卖为奴；有的是被人掠卖为奴；有的是先卖为“赘子”，无力赎取而为奴。官奴婢由统治者赏赐给私人，即转化为私奴婢。边境少数民族人民，有为统治者掠为奴婢者.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奴婢成百成千。陈平以奴婢赠陆贾，数达一百。市场出卖奴婢，通常是与牛马同栏。卖奴婢者在市场上给被卖奴婢饰以绣衣丝履，以图高价。奴婢价格，一万、两万不等。经营奴婢买卖的大商人，每出卖一百个奴婢，获利约二十万。汉代有不许任意杀奴以及杀奴必须报官的法令，也有因违令杀奴被罚的事例。但在通常情况下，主人对奴婢有“专杀之威”，奴婢生命实际上是没有保障的。

私奴婢除从事家内服役以外，也有许多被驱使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或商业活动。季布为朱家奴，被用于田间劳动；张安世家僮七百，都有手工业技术；刁间的奴隶被驱迫运输商品。王褒所作《僮约》，列举了奴隶服劳役的项目，包括家内杂役、种田种园圃、放牧、作工、捕鱼、造船、修屋乃至经商等等。《僮约》虽然是一篇游戏文章，但所列奴僮为主人服役项目，当符合西汉社会实际状况。

汉代奴隶在生产中还占有一定地位，是奴隶制时代的“遗产”。封建统治者无法消除它，无法制止破产的农民沦为奴婢。残酷的封建法律，也还以相当的规模和速度继续“制造”奴婢。统治者只能把它纳入封建制轨道，使之为地主阶级服务。因此，从奴隶制残余中获得利益的，正是那些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而不是一个独立于他们之外的奴隶主阶级。


目前当朝也有类似的苗头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