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志:

要知道一门宗教在社会上的地位，可以从许多方面来考察。其中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分析一下宗教徒们住的地方。
　　 例如，最新数据表明，中国现在宗教庙宇统计数字中，佛教寺院约有1万7600多座，基督教教堂1万2000余座，天主教教堂只有4600余座。可见，传统的佛教声威不减，而后起的基督教奋起直追。相比之下，同样是拜耶稣基督的千年老店天主教，声势却几乎被完全压下去了。
　　 不过，最多的还不是佛教，而是回教徒的清真寺，竟然多达有3万余座！数量几乎是亚军佛教的一倍多。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因为回教徒在中国的数量，要远远少于佛教徒。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道教，它的宫观数量有多少呢？
　　 ——仅仅1500多座！

元宪宗八年（公元1258年）七月，蒙哥皇帝命令亲王忽必烈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佛道辩论会。地点在上都的开平府，论题是辩论《老君八十一化图》和《老子化胡经》的真伪与否。
　　 在此之前举办的第一次辩论会，是由蒙哥汗亲自主持的。在那次的辩论之中，道教由全真道的掌门人李志常出马，但还是令人难堪地输了。那次辩论会后，道教不得不在寺观、财产、经文等方面，对佛教做出一些让步。
　　 等到这第二次的辩论，全真道已经无路可退了。后面是万丈悬崖，前面是一大堆油光闪亮，狞笑着逼近的大光头！到底是桃木剑还是金刚杵管用，就要看道士们的表现了。
　　
　　 全真道精英全出，“头众”——正方一辩为掌门人张志敬真人，副辩有蛮子王先生，道录樊志英，道判魏志阳，讲师周立志等200多人。不仅人多势众，而且还准备充分。据说光是参考书籍就拉了几车来！
　　 但相比起反方辩友佛教，全真道还是逊色不少。佛教方面的“头众”是少林寺的主持福裕禅师，光是这一点就让全真道很是头疼！因为如果文斗不行，大家一拥而上打群架。全真道的武功，和少林寺比起来，恐怕还是远远不及。
　　
　　 更何况，全真道的主要辩手群，大部分都来自全真道的根据地京城白云观。而佛教那边不仅北地高手尽出，还来了不少外援。西域诸国的法王、土蕃藏地的喇嘛听说了有这事，都千里迢迢赶来助拳。其中比较厉害的有两位：大元朝的掌管佛教事务的国师那摩，和西藏来的大法师八思巴。如果说，大家对前者还比较陌生的话，那后者的名字就应该是如雷贯耳了。看过黄易《破碎虚空》的朋友都清楚，这位八思巴先生，是个一拳可以把月亮都打个缺口的顶级高手！
　　 最后算起来，佛教方面出场的辩手竟然多达300多！其中囊括了佛教各派几乎所有大寺庙有名的主持、长老，以及外援那摩国师、八思巴国师、西蕃国师、河西国僧、外五路僧、大理国僧等等！就差印度和泰国的和尚没有来了。还好大家都是文明人，不喜欢打群架，否则那天全真道的道士们，一个也别想完整地回白云观去。
　　
　　 道士们一看这阵势，个个头皮子发紧！老实的便拿出本《真灵位业图》，挨个念祷神仙的名号，希望太上老君关键时候显灵，保佑后辈子孙逃过这一劫数。更有些临战退缩之辈，这时便拼命在厚厚的《道藏》中翻检，希望能找出“土遁术”的口诀来。
　　 但是已经晚了！辩论的评判，儒家的代表尚书姚枢宣布：大元朝第二届佛道辩论会正式开幕！
　　 按照大家先前的约定，如果佛教方输了，担任主要辩手的十七名僧侣，将留上头发，乖乖地跟着张真人回白云观当道士；如果道教方面输了，十七个主辩道士便不得不削发为僧。相比起来，似乎道士们吃亏比较大，因为不管怎么说，少了头发也算是损失了一样东西！
　　
　　 辩论会开始！大家的辩题《老君八十一化图》和《老子化胡经》。一说起这两部“经书”，和尚们就恨得直咬牙！
　　 这本伪经是西晋时期，天师道的“祭酒”王浮所造。这王浮当年和一个叫帛远的和尚“争邪正”，当然，王道士同样差点输掉了裤子。回到家中，王浮祭酒痛定思痛，觉得佛教的体系完整，教义深奥，道教还真拿它没有办法！
　　 怎么办？自己又没有本事另起炉灶。王浮灵机一动，干脆来了个釜底抽薪，编出了这本《老子化胡经》：您佛家是厉害，俺承认。但您知道么？佛家这一套啊，全是俺们道教的祖师爷老子李耳先生教的！
　　
　　 老子当年骑青牛出函关之后，便下落不明了。这给后来人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有人说，他像彭加木同志一样，不幸在戈壁沙漠之中，光荣地殉职了；有人说，他刚一出函关就遇上了劫道的。您知道的，那年头治安不好，李耳先生老大一把年纪了，又骑着头肥肥的青牛，让人不眼红都难！还有人说，李耳先生去关外旅行考察了一圈，见没有什么意思，便打牛回朝，继续在京城做他的图书馆馆长……
　　 但道士们对以上的看法明显地不屑一顾：老子是什么样的人物？能被几个劫道的敲闷棍？——大家难道忘记了？孙猴子大闹天宫那一回，老子先生悠闲地站在云端之中，一边和观音姐姐聊天，一边顺手摘了个手镯扔下去，便成功地敲了那死猴子一次闷棍！
　　
　　 在王浮这本《老子化胡经》中，李耳先生是个忙得喘不不过气来的人物，在各个历史时期中，他在中国西方跑来跑去，一会儿化成这个，一会儿化成那个。当他在中国时，便是老子李耳先生。创立道教有馀闲的时候，还顺便培养出了一个杰出人才——孔夫子！在外国，尤其是天竺国的时候，他便化身为佛，开班授课，教育当地的各族人民。当然，中国话当地人是听不懂的，老子只好采用印度古梵语，写下来的讲义便是佛经。
　　 这就回答了老子出函关后的去向问题：到印度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去了！
　　
　　 道士们一看到王浮的这本《化胡经》，立刻欢天喜地地跑到庙里翻给和尚看。他们告诉和尚：“搞了半天，你们那一套是出口转内销啊！说到底咱们都是一家人嘛，早知道还斗什么斗？来来来，大家握个手，所谓“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啊！”
　　 和尚们大怒！满腔愤怒像三昧真火一样喷了出来：“我呸呸呸哟！就凭你们那几下子也配？拜托造假也讲究点专业水平好不好？里面不少字句还是照抄佛经里的呢！”
　　
　　 的确，这本书造假的水平很低劣，稍微一看便能指出满纸的破绽。本来大多数和尚都是不屑一顾的，但到了全真道全盛时期，事情发生了了重要的变化：全真道的道士们，在李志常的默许下，竟然用雕版大量印刷《化胡经》及其衍生作品《八十一化图》。印好了之后，白云观的道士像发小广告一样，站在街上四处散发。见人就往怀里塞，搞得街头巷尾到处都是！
　　 是可忍，孰不可忍？和尚们通过官员和王公贵族，把情况反映到皇帝那里去了。于是道士们的噩梦就来到了：此时的元朝皇帝蒙哥，早已经皈依佛教！
　　　　（六十六）
　　
　　 当年那场辩论，喇嘛教僧人八思巴年方23岁，据说是被来自克什米尔的那摩国师破例推荐，才可以参加的。但就是这个年轻僧人，在辩论中步步紧逼，把全真道的辩手们逼到了墙角。
　　
　　 一开始时，双方辩论的是理论上的问题，如果全都写出来，大家都会被闷死。不过，从那个阶段开始，道士方面就有些招架不住了。我们都知道，道教在理论上的钻研比较粗糙，实在蒙不过去的时候，就用玄而又玄的语言来搪塞。所以后人拿到一本道经，常常看得莫明其妙。普通的读者，便会打心眼里佩服！心想如果看明白了里面的话，估计离成仙也不远了。但佛教的僧人，尤其是喇嘛僧，从小就得受严格的经学训练。一见到那些深奥得变态的语言，简直比见到如来佛祖还开心！经他们仔细一推敲一分析，那本《老子化胡经》就变得像面筛子一样，左看右看都是漏洞。
　　 据史书记载，道士当时或“无答”，或“不曾闻得”，或“不敢持论”。最后，他们被逼得没有办法，便像和刘三姐对歌的秀才一样，左拿一本书，右摸一本经出来，不停地引经据典。企图采取浑水摸鱼的战术，乱拳打倒老师傅。
　　
　　 也是忙中出错，他们最后一次举起来的书本，居然是儒家的经典之作《史记》。八思巴抓住机会，展开了绝地攻击！他问道：“汝《史记》有化胡之说否？”
　　 道士们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
　　 八思巴又问：“你们那位李耳先生所写的经书是叫什么？”
　　 道士们又老老实实地回答：“《道德经》。”
　　 “除了《道德经》之外，李耳先生还写了什么别的经书没有呢？”
　　 道士们不敢乱说，只好再次回答，“没有！”
　　 八思巴紧接着追问：“《道德经》中，老子有提到过半点有关自己化胡的事情吗？”
　　 “……没有……”
　　 八思巴打出了他的最后一记拳头：“最有权威的历史书籍《史记》中，没有说过化胡这么一回事；你们李老君自己写的书里面，也是连个影子都没有提。——其为伪妄明矣！”
　　 书中记载，辩论到了这里，“道者辞屈”。总裁判尚书姚枢站起身来，当众宣布：“道者负矣！”
　　
　　 在场的道士们脸色惨然，僧人拉拉队则是一片欢呼。但事情还没有完，忽必烈在旁边幸灾乐祸地乐了半天后，觉得还不过瘾。便一摆手，说了声“且慢”。然后回头对道士们说，你们平时常常当众夸口，说只要你们持咒，就可以“入火不烧，或白日上升，或摄人返魂，或驱妖断鬼，或服气不老，或固精久视。”——今天天气好，大伙儿都在。俺给你们一个机会，让你们当众表演一下。如果真的可以做得到，没有问题！俺照样判你们赢，如何？
　　 表演什么呢？“服气不老”和“白日上升”耗时太久；“固精久视”呢，又怕在场的女同胞看起来不好意思；“摄人返魂”技术上太难，您至少得找个新鲜的死人吧？“驱妖断鬼”也不好，一是现场没有妖或鬼敢跑出来，二是可能会吓着小孩子……
　　 这么办吧！——来人啦，给我烧一大堆火。多添几块木柴，烧旺一点。让俺们一起，欣赏道长们表演“入火不烧”！
　　


　　 类似的故事在唐朝时候曾经上演过，当时唐太宗喜欢道教，就把佛教领袖法琳和尚关起来，说：“你们和尚不是吹嘘说，只要一念观音菩萨，刀枪碰倒你们的光头都会折断么？这么办吧，我关你小子七天，让你念个痛快。七天之后，我再用刀砍你的秃头，看你们的观音菩萨会不会来救你！”
　　 七天之后，唐太宗狞笑着把法琳提了出来，刀搁在脖子上，问：“你的观音菩萨为什么不来救你呀？是不是你没有念够呢？”
　　 哪知道法琳神色不动地说，“我一句观音菩萨都没有念，我念的是陛下您的名号。”
　　 唐太宗诧异地说，“念我有什么用？我又听不到。”
　　 法琳从容地回答：“从陛下的丰功伟绩来看，已经具备了观音的品德和才能。陛下就是观音，观音就是陛下。”
　　
　　 不用说，唐太宗听了是嘴都乐得合不拢。法琳和尚利用他脑袋的小部分——嘴巴，挽救了脑袋的其它部分。二战时期，美国的巴顿将军有一句名言：“快，去抢救有口才的人！”可见，口才在要命的紧急关头，是多么的重要啊！
　　
　　 道教里也有不少口才好的人，例如前文提到的张继先天师，他回答宋徽宗的话，就堪称口才的经典之作。可惜的是，这些人才一个都没有出现在元朝的白云观里。参加辩论的道士们，看着面前这堆熊熊烈火，一个个都傻了眼！
　　 如果你没有真本事的话，最好能够有几分小聪明；如果连那几分小聪明都没有，那就只好表现你最后的优点了——诚实！
　　 道士们老老实实地承认：不会。不敢跳进去。跳进去要烧死。道书上说的都是假的。
　　
　　 道士们这么老实，倒出乎忽必烈的意料之外。本来他是想借机发发脾气，砍掉几颗杂毛老道的人头，看来是不可能的了。
　　 忽必烈多少有些扫兴，他宣布，将全真道的十七个主辩道士，押送龙光寺，落发出家为僧。将他们道冠、道服挂在长竿之上，让远近民众知晓。《老君八十一化图》等伪经及雕板，统统烧毁；相关碑刻和塑画之像，予以清除。
　　 正因为如此，后来《老子化胡经》这本书，便在世间绝迹了几百年。人们再次发现它的时候，是在敦煌的一个洞窟里。至于《化胡经》衍生出来的《八十一化图》，却是好好地保留了下来。
　　 不过，保留的地方比较幽默——它是被保留在佛家的书籍里。和尚们赢了这次的辩论，心里一高兴，便详细地记载下来了辩论的过程和论题。他们做事追求精益求精，便耐心地一条一条地列出“八十一化”的原文，然后一一给与批驳。后世的学者们，便以这种奇怪的方式，读到了“八十一化”的原文。

（六十七）
　　
　　 历史上许多重要的事件，既会让一些大人物留下名字，也会让一些小人物留下痕迹。
　　
　　 据说，元朝那一场佛道大辩论结束之时，有个无名道士愤愤不平，当场叫嚣不已：“不公平呀！我们道士难道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了吗？居然让我们脱下道冠，剃光头当和尚！不公平呀！天啦！还有没有王法呀！……”
　　 听他这么一嚷嚷，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不知是仙丹吃多了还是怎么的，这道士一点都在乎，还是脸红筋涨地叫个不停。他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勇敢的道士了，可惜的是，当时在场的蒙古亲王忽必烈，很明显地不欣赏他这份勇敢。
　　
　　 忽必烈把那勇敢的道士叫过来，简单地问他：“你是说俺命令道士脱下道冠是不公平么？那俺问你，宋徽宗那个时候，你们道士怂恿皇帝，叫和尚们戴上道冠，公平何在？”
　　 那道士没想到忽必烈还知道这档子事，一时间瞠目结舌答不上来。
　　 忽必烈一挥手，“左右，伺候这位道长白日升天！”
　　 ——怎么个升法呢？砍头兵解，还是将就这堆烈火，请道长借“火遁”上去？
　　 忽必烈摆摆手，都不用！既然该道长这么勇敢，俺们就让他“升天“的方式新颖一点。来人啦，牵两只饿昏了的金钱豹出来！让道长去和它们研讨关于“公平”的道话题吧！
　　
　　 无名道士的惨叫声渐渐远去了！在场的和尚道士们个个噤若寒蝉。我靠！这些蒙古人的野蛮真是名不虚传呀！原先俺还以为，只有《射雕英雄传》里的小衙内都史，才会养豹子来咬华筝。现在看来，大概蒙古的有钱人家里，都有那么一只两只吧？
　　
　　 听了忽必烈的这一番话，在场看热闹的老百姓议论纷纷：搞了半天，原来这些蒙古的皇帝亲王们，是惦记着替和尚们报宋朝时候的大仇啊！算了！我看全真道的道士们没戏了，白云观早晚得关门！
　　
　　 全真道的道士们从此是没戏了，大家猜得不错。但白云观并没有关门，它所在的城市，风吹雨打几百年后，名字早已从燕京换成了北京。虽然沧桑换尽，人事已非。但白云观还是白云观。现在你到北京西便门外走走去，就会发现它仍然呆在那里，像一个饱经风雨的老人。里面还有很多道士，或者说，还有很多很像道士的公职人员。
　　
　　 忽必烈并没有观众们想象的那么好心。宋徽宗收拾和尚那会儿，蒙古自己还在被别人收拾呢！你以为他张牙舞爪地带兵打过来，就是为了替和尚出一口恶气么？
　　 要怪还得怪全真道自家人不争气！
　　
　　 金庸的小说中，写到全真教时，把事实杜撰了不少。但有一点简直写得准确极了！那就是全真道的衰变过程。从王重阳到邱处机再到谭处端、尹志平、李志常，基本上是一蟹不如一蟹。邱处机取得成吉思汗的信任之后，全真道的势力急速膨胀。到了李志常时期，道众早已把当年王重阳和全真七子那种矢志苦行的精神，统统地抛在兜帅天之外了。包括李志常在内，大家高高兴兴地住进了雕梁画栋的宽敞道观。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四方珍馐，结交的是达官贵人，关心的是田宅财货。
　　 生活得好点还没有什么，你毕竟只是一个道士，生活得再好，好得过忽必烈么？问题是，生活好了，行为上却不知检点收敛一下，那就有些过分了。
　　
　　 据说，当年全真道的道士们，脾气比较火爆，但为人却比较懒惰。具体的表现是，他们喜欢扩充势力，到处建设新的道观。——这没有什么呀？只有人家有钱，爱建多少建多少去，你管得着吗？
　　
　　 问题他们扩建的方式比较另类了一点。这些道士简直就像一群斑鸠一样，从来不原意自己动手去修房子，而是喜欢去强占别人的窝。光是在燕京地区一带，被他们强占的和尚庙，竟然就多达480所！和尚们不愿意挪窝怎么办？打！那有什么客气的？当时的燕京街头，人们经常看到一伙玄衣道士，把灰衣的和尚打得满街乱跑！久而久之大家都习惯了，如果隔壁那间和尚庙，第二天早上起来，开门的居然是个趾高气扬的道士。大伙儿顶多会说一句：哦！又是一间？
　　 渐渐的，道士们占庙占起了瘾，只要粘个“庙”字就不愿放过。到最后，居然顺手把西京天城夫子庙也给占了，改名叫“文城宫”。占了不说，道士们还假惺惺地安慰那些气得半死的秀才们：“哎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啦！反正俺们供的也是文昌帝君，你们还是可以来拜嘛！照样保佑你们中状元！”
　　 到了这个程度，忽必烈觉得再不出手管一管，那是肯定不行的了。要不然，哪天一不小心，连皇宫里的太庙，都得让这伙全真道士给占了去！
　　
　　 由此可见，和尚也好，道士也好，随你怎么去鼓捣都行。但有一条红色界线千万不要去碰！这条界线就存在于天子座下，九重皇宫之中！和尚碰了灭佛，道士碰了毁道，一点可以通融的地方都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所以准许你们拜佛拜神仙，是想让你们替俺把老百姓教得听话一点，便于管理。但如果你们自己先学会了不听话，那就别怪寡人不客气了！
　　 历史上，道教曾经利用佛教这个错误，多次推动皇帝灭佛。到了元朝，却被人依样画了葫芦。可见人都有这个毛病：去抓别人的错误时，个个精明无比；轮到自己得势之后，同样也是浑浑噩噩。
　　
　　 全真道的这次失利，对于整个道教，都是一次惨重的损失。因为这使得元朝皇室一度对道教失去信任。辩论会过后二十年，佛教徒控告全真道道士谋害了一个叫广渊的僧人，犯了人命官司。在打这场官司的时候，和尚们顺便指出，上回辩论会之后，规定全真道必须销毁的一些道经，全真道“多有隐匿未毁“。
　　 忽必烈大怒，这回道士们说什么他都不信了。他干脆命令枢密副使孛罗、前中书省左丞张文谦、秘书监焦友直、释教总统合台萨哩、太常卿忽都于思、中书省客省使都鲁，以及在京诸僧首，共赴长春宫，会同道教各派领袖，细细辩认《道藏》诸经之真伪。
　　 甄别的结果是，“参校道书，惟《道德经》系老子亲著，余皆后人伪撰。”忽必烈于是下令，除《道德经》之外，焚毁所有《道藏》中的道经！
　　
　　 在元朝之前，历史上先后共有三次《道藏》的编撰。第一次是唐玄宗时期，叫《开元道藏》，后毁于安史之乱的战火。第二次《道藏》的编撰是在宋徽宗时期，那部道藏叫《政和万寿道藏》。不久，亦毁于金兵入侵的战乱之中。蒙古大军平定天下之后，在蒙古皇室的支持下，全真道教主尹志平命宋德方率众编撰了第三部道藏——《玄都宝藏》。
　　 这是历史上最全的一部道藏，收集的道经据说多达7800多卷。可惜的是，它问世不久，就遭到人为的焚毁。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到了明朝正统年间，第44代天师张宇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编辑了中国最后一部道藏——《正统道藏》。一共收集了道书5485卷。但比起元朝时期被焚毁的《玄都宝藏》，还是缺少了足足2000多卷。
　　
　（六十八）
　　
　　 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很多起焚书事件，最有名的要数秦始皇那一回。据说，咱们中国人以前会的事情可多啦！可惜被这秦始皇这败家子一烧，最后就只剩下气功和中医了。相比之下，元朝这次的损失要小得多。少了2000多卷道经，最大的影响，大概是使后来飞升登仙的成功率大大降低了。
　　
　　 众所周知，较远的古代那会儿，中国的天空是很热闹的。老百姓在田间锄禾日当午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白日飞升的修道之士，在半空中划出的完美曲线。有时是一个人，有时还要带几个家属。据说最为威猛的是晋代的茅山道的许逊，这位老兄升仙之时，随身携带的人员物品计有：所有的亲戚朋友奴仆等四十二人，家中所有房屋（包括柴房，马厩，茅厕等）若干间，所养的大小鸡、犬、猪等禽畜若干头，另有房屋内滋生的蟑螂老鼠苍蝇蚊子若干只……
　　 由于许家升天的规模过于庞大，在天空形成了无数道白色的轨迹。当地乡亲们还以为是来了一场大规模的流星雨。很可惜的是，元朝之后，这种盛况就很少听说了。忽必烈烧的这把火，烧灭了很多人的希望或幻想。不过，不久之后的张宇清天师，竟然还可以成功地收集五千多卷，可见这把火烧得还不够大。
　　
　　 说起来，按蒙古人的脾气，原先是准备除了《道德经》外，都要烧个精光的。不愿烧的就不客气地杀头！还好关键的时候，有个龙虎山的道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悄悄地给当时的太子写了一封信，信中恳切地说道：“黄老之书，汉帝遵守清静，尝以治天下，非臣敢私言，愿殿下敷奏。”——道书中还是有不少是好的，以前汉朝的皇帝就曾经试用过。您就大发慈悲，多少给咱留几本吧！
　　 这位道士也姓张，不过不是辅汉天师张道陵的子孙。他的全名叫张留孙，字师汉，是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的嫡传弟子。这位张留孙先生，是个相当特殊的人物。他的出现，打破了龙虎山辅汉天师子孙一枝独秀的局面，使外人也渐渐开始在正一道中崭露头角！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世祖招龙虎山天师张宗演进京。这一年，距那场著名的佛道大辩论，已经快十几年了。
　　
　　 元朝的统治者并不打算抛弃道教。他们真正喜欢的喇嘛教，其实比全真道还要嚣张。著名的僧官杨琏真迦，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宋朝的皇陵挖个干净。据说在燕京的大街上，喜欢男风的喇嘛僧人，居然会当街强奸男人！
　　 没办法！谁叫你是第四等级的“南人”，而别人是第二等级的“色目人”？蒙古人这一拙劣的种族划分政策，使他们在中原大地上，仅呆了八十余年。在这一时期，喇嘛教始终没有成功地打入汉人的内部。这一点，就算统治手腕不太好的蒙古人，也多少意识到有些不妥。

道教在近代中国的变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出现了一股的“道教热”。与先期的美学热、文化热不同的是，道教热不仅经久不衰，导致了大量道教经典与道教研究的书刊的出现，而且在大陆各地及香港地区相继成立了若干道教研究机构，甚而在中国二十多所大学建立了宗教系。在此之前，中国的大学几乎没有什么宗教学的课程与研究。[1]

似乎已是一种公认的事实，人们普遍认为道教是中国固有的、悠久历史的宗教，并且对中国文化的各方面有着很大的影响。大家并不以为道教在中国已是历史陈迹。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道教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每个去过中国的人都不难发觉，在许多地方道观与神庙已不复存在，道教庆典与仪式也难得一见。
如果我们将这种状况与一百年前的中国相比，其变化之大令人惊叹。清末的北京城有六十多座道观和五百多座大大小小的道教神庙，祈安大醮、超度斋会以及各类保护神的祭典游行和酬神演戏活动，是京城随处可见的常景。这类情形在中国的其它城市与乡村同样普遍。今天，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历史的遗迹。这是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对它的重要性无论做何种评价都不算为过。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对宗教的打击抑制不仅仅是针对道教，佛教和儒教也深受株连。然而，我们可以说道教却是首当其冲、受害最深而难以恢复。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道教不仅是儒佛道三教归一的基础，而且也是帝国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的结合点。
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百年前对道教研究可谓一片空白。只是到了光绪末年，中国、日本和法国的学者才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道教。当时盛行的佛教研究，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道教研究的产生。1926年影印的《大明道藏经》出现后，更加速了这一进程。与此同时，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人们对道教的哲学日益发生兴趣，道教对中国科技的贡献开始得到肯定，对中国白话文学的影响也逐渐被承认。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对道教的兴趣有增无减。《道德经》是当代广泛流传、被译成最多文种的汉语书籍，道教的修养法和宇宙论得到科学家们的重视。尤其是道教的修养法，在国内与国外都同样热门。
总而言之，一方面，道教在近代中国越来越衰微；另一方面，却越来越得到科学家、学者们的重视。科学研究导致了全世界对中国道教的认识，特别是引起了中国国内与国外对道教的再评价。
本文将首先探讨清代以来道教遭受打击抑制的不同阶段及其基本原因，然后再进一步阐述道教研究所引起的对道教本身的新评价。归结来说，因为有了科学的研究，对道教的抑制活动才逐渐停止，而且才有目前的道教对中国与世界文明贡献的新认识。

一、 抑制道教活动的开端

自从满清入关，道教就失去了往昔的辉煌与荣耀。清初，张天师(亦称“正一真人”)还被许可定期进京朝觐，然而由于康熙年间民间宗教活动的加剧，官府三令五申禁止白莲、焚香、混元等宗教团体的活动，不许民间聚众念经，很快把矛头也指向了与民间宗教关系密切的道教。康熙十二年(1673)明确规定，“巫师、道士、跳神驱鬼逐邪以惑民心者处死，其延请跳神逐邪者亦治罪”； 康熙十六年(1677)，诏令僧录司、道录司稽察设教聚会，严定处分。[2] 乾隆时期清政府对道教的抑制更加明显。乾隆四年( 1739)，诏禁正一真人及龙虎山法官往各地开坛传度，若自行考选道士、受箓传徒，将论罪处置。[3]乾隆五年(1740)，鸿胪寺卿梅谷成上疏言：“道流卑贱，不宜滥厕朝班”。于是，第五十六代天师张遇隆被停止朝觐筵宴例。[4]乾隆十七年(1752)，正一真人品级也由二品降为五品，而且不许援例请封。虽然十四年以后曾复升正一真人为三品，但与明朝相比，正一真人的职衔可谓今不如昔、形同虚设。乾隆五十四年甚至规定真人只能每五年进京朝觐一次。其后在嘉庆年间，清廷又一次以正一真人系属方外为由，认为不宜与朝臣同列。虽许照例朝觐，但筵燕概行停止。道光元年(1821)更直截了当地诏令第五十九代天师张钰，“停其朝觐，着不准来京”。 清政府对道教的打击同时也体现在其它方面。一直到清初，中国的国家礼乐之典基本上都由道士(乐午生)职掌，这一传统满清朝廷也企图打破。乾隆七年(1742) 设乐部，以简典大臣领之，置和声署官，以内府、太常和鸿胪各官兼摄，同时却诏禁太常乐员习道教，不愿改业者除去乐籍。[5]
在这一方面，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也不容忽视。虽然有关太平天国的历史被中外学者广泛地研究过，但是它的宗教政策却鲜为人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对待非基督教的宗教态度上相当矛盾。这场运动销毁了大量佛教、道教的寺观和民间的庙宇，如广东罗浮山的道观和江西龙虎山的天师府均毁于一旦。在南京，他们杀了所有的和尚、道士，以及许多天主教徒，但是他们不杀回教徒，也没有毁坏南京的清真寺。虽然洪秀全也反对清儒，但他并不毁孔庙。[6]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因素在起作用，还是一个未解的疑问。
有关道教在清代日渐衰落的历史，迄今为止尚未引起被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因而对它被打击排斥的基本原因，也从未有过具体的答案。在此，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及有关的史实供同行参考，希望引起各位研究者的注意。接下去我要说的，是近代中国对道教 (当然也包含佛教及其它宗教) 的打击抑制活动，并非到此为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一活动甚至演化成变法维新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 康有为的“废庙办学”与“创立孔教”变法主张

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以其在戊戌变法中所扮演的保皇革新角色而着称。然而，在他“上清帝书”的众多变法主张中，真正卓有成效而鲜为人知的，却是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所上的《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他在此折中提出，中国民俗，惑于鬼神，淫祠遍于天下。每乡必有数庙，每庙必有公产。他建议光绪皇帝改庙宇为学堂，以庙产为公费。上法三代，旁采欧洲，责令儿童六岁以上者都必须入学读书。[7] 至于废庙办学的原由，他在稍后的《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有十分明确的说明。也就是说，废庙的重要理由之一是耻于欧美人士的蔑视。他认为中国民间寺庙林立，百姓日以拜神为事，此等习俗让“欧美游者，视为野蛮，拍像传观，以为笑柄。”等中国于爪哇、印度、非洲之蛮俗，实是“国之大耻”！况且流风所及，侨居南洋的海外华人社会也是“妖庙繁立”，“重为欧美所怪笑，以为无教之国民，岂不耻哉？”[8] 基于上述理由，康有为向清帝提出了“令举国罢弃淫祀，自京师城野省府县乡皆独立孔子庙，所在乡市皆立孔教会”的建议。以孔子配天，人民男女老少都应祀谒孔庙。每乡公举一名通六经四书的士子为讲生，每周以第七天休息，由讲生宣讲圣经，乡里男女老少必须到场。他请光绪在北京设立教部，在各省设立教会。民间之庙专祀孔子，并行孔子纪年以崇国教。[9] 康有为的新孔教措施，诸如第七日休息、设讲生颂圣经、男女老幼集体默诵等等的出处是不言而喻的。光绪接纳了他的废庙办学主张，在1898年7月10日的诏书中提出：“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着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以节糜费，而隆教育”；同时又宣谕“各国传教，载在条约。各省将军督抚，责无旁贷，勿存歧视，务当竭力保护”。[10] 七月十日之诏一颁，立即在各方面引起反响。首先是那些对庙产垂涎已久的贪官污吏、地方无赖，在所谓废庙办学的幌子下，马上开始了掠夺侵吞庙产的行动。结果，康有为的对手乘机对此大造文章，剎时间京师谣言四起。有传言光绪入了天主教，并吃了康有为所进的药水，性情大变，准备在宫中设立礼拜堂；[11]也有人说北京某些大寺庙的僧人勾结太监，进谮言于西太后，指控光绪已从西教，以激其变。[12]总之，无论维新派还是复辟派，后来都承认此举为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契机。 康有为和光绪皇帝这种废庙办学、创立新孔教的做法，自然不是空穴来风，当时在华的传教士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英国新教派浸信会传教士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s，1845 - 1919) ，更是“功不可没”。 李提摩太于1870年来华，1891年接任当时以出版西学著称的同文书会 (1894年后改名“广学会”) 的督办，前后在职二十五年之久。他也在上海主持出版当时很有影响的《万国公报》。此报在戊戌变法期间的发行量曾达到三万多份，后来的维新派甚至在北京(1895年)也创办了一份同名杂志。
1895年，康有为首次在北京见到李提摩太。此前他已读过李提摩太在上海出版的很多书籍，并向光绪皇帝进献李提摩太所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及《列国岁计政要诸书》。据时人报导，光绪将其书置于御案，每日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13] 实际上，在康有为上清帝书之前，李提摩太已拟就一份改革方案，康的上书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李氏的方案。李提摩太还告诉康有为，变法活动将得到英国政府的军事支持。后来，康有为推荐自己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去当李提摩太的秘书。在成为光绪跟前的大红人后，康有为甚至提议请李提摩太担任皇帝的顾问，结果因为变法流产而未能如愿。无可置疑，李提摩太对康有为许多改革方案乃至整个戊戌变法活动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三、孙中山、陈独秀等人的打破偶像活动

如前所述，光绪年间的废庙活动并未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停止。此后，中华民国创始人孙中山就以破除偶像为他的革命事业的开端。 所有孙中山的传记都提到，早年在坛香山求学时，孙中山诚笃参加各类宗教聚会与课程，早晚在学校教堂祈祷，参加星期日的礼拜。他开始信奉基督教义，就认定崇拜偶像是错误的，后来竟将他大哥孙眉家堂上供奉的关帝画像扯破，又劝牧场工人不要膜拜关帝。[14]孙中山自己日后也承认：“后兄因其切慕耶稣之道，恐文进教为亲督责，着令回华。”[15] 1883年，十八岁的孙中山返回广东故里。因为担心他在坛香山的故技重演，其父告诫他切勿蔑视乡间庙宇之神像。然而，按照孙中山传记作者的说法，当时孙中山已信基督教义，蓄意破除多神迷信与偶像崇拜。就在他回乡不久的中秋节，他与好友陆皓东率群儿并幼侄过村里的北帝庙(北极殿)，拔去玄天上帝神像的一支手臂。其后又自磨小刀，潜往北帝庙，将玄天上帝侧的金花夫人神像手指切断，携带回家。此举大大激怒了乡人，孙中山因此无法继续呆在家乡，遂离家赴香港。同年在香港与陆皓东一起，以“日新”之名受洗于基督教纲纪慎会(公理会)。[16]
二十世纪初，继康有为、孙中山之后，中国文化界精英继续打着反封建反迷信的旗号，开始了一场声势更浩大、规模更广泛的“打破偶像”活动。陈独秀、胡汉民、蔡元培等人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起了有关破坏偶像的讨论。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偶像破坏论》，成为全国性的打破偶像活动的号角。他在文中声称“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
胡汉民、朱执信也在《建设》杂志上发表《习惯的打破》与《神圣不可侵与偶像打破》等文，长篇大论破旧立新、改造社会的新主张。只有年青的鲁迅对这一活动不以为然，在他早年的作品《破恶声论》中，大大抨击了这种风气。 无论如何，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哲学上宣扬破除偶像、消灭宗教的做法，为当代中国的打击宗教活动创造了理论依据，此后中国政府对道教及其它宗教的灭除活动，又给予了法律上的认可。

四、打击道教活动的合法化

从1924年起，中国各地的废除庙宇活动已十分活跃。宁波、海盐等地的庙宇均被一毁而尽。参与废除庙宇活动的主体是军人、学生以及普通青少年。其中军人毁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从中渔利。当国民政府兴师北伐时，张天师已无法在江西龙虎山呆下去而逃往上海藏身。 至于废除庙宇活动的法律化确切起于何时，尚待考证。根据我们已有的资料可知，民国十七年(1928)十月二日开始对全国的寺庙进行普查，从首都到各地市县均设立专门机构、调集专人对当地所有寺庙登记注册，其内容包含(1)寺庙常驻人口；(2)庙产；(3)具有文物或古董性质的法物。
此举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内政部公布的“寺庙登记规则”并未给予明确的说明。然而，我们从内政部给各地政府的指令，及各地政府紧接着的实际行动中，却可以一目了然。[17] 就在全国性的寺庙普查之后的两个月，内务部向各地方政府发出了“神祠存废标准令”。1928年12月19日，浙江省主席张人洁发布一则公告，其主要内容是该省得到内政部发行的“神祠存废的标准令”，要求贯彻执行。“标准令”指出，迷信为进化之障碍，神权乃愚民之政策，所有“为害最烈的淫邪神祠”，都必须彻底铲除。只有两类神祠可以保存：
(1)先哲类，凡有功民族国家社会发明学术利溥人群，及忠烈孝义，足为人类矜式者，如伏羲、神农、黄帝、孔子、孟子等；(2)宗教类，凡神道设教，宗旨纯正，能受一般民众之信仰者，如释迦牟尼、地藏王、弥勒、观世音等。必须废除的庙宇也有两类：(1)古神类，即古代之科学未明，在历史上相沿崇奉之神，至今觉其毫无意义者，如日月星辰、火神、魁星、旗纛庙等；山川土地之神，如五岳四渎、东岳大帝、中岳、海神、龙王、城隍、土地、八蜡灶神、风雨云雷之神；(2)淫祠类，附会宗教，藉神敛钱，或依附木偶或沿袭《齐东野语》者，如张仙、送子娘娘、财神、二郎、齐天大圣、瘟神、痘神、玄坛、时迁庙、宋江庙、狐仙庙，均应从严取缔禁绝。 在这样一股波澜壮阔的废庙浪潮下，宗教界难免感到人人自危、寺庙难保。
正如“神祠存废标准令”的作者自己所说的，他们的方案还不很周全，要求地方及时提出补充修改意见。在那一时期，哪个庙准许保存、哪个庙属于被毁之列，并没有一定之数。一方面，还有众多神明如碧霞元君、妈祖等没有被列入“标准令”，不知该毁还是该存；另一方面，许多庙宇往往供奉几位甚至几十位神明，如每个东岳庙都有地藏王，每个妈祖庙都有观音菩萨，每个孔庙都有文昌阁......。如果将一个庙的部分、甚至是主体废除，剩余的部分又如何处理？就在这样的一片混乱中，许多历史悠久的神庙变成了废墟。在法律的名义下，地方强人与豪吏将庙产轻而易举地变成了私产，然而这只是事态的表层。
如所周知，自南北朝以来，中国文化以其特有的兼容性形成并发展了“三教归一”的宗教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也是后来中国国家鼎立的重要基础，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一旦这个结合完好的总构架的一部分被破坏，历世以来所构造的文化体系也就不复能存在了。近代中国对自己的宗教文化在物质上、理论上的剥夺与打击，使道教在它的本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五、道教研究的发生、发展及其影响

鉴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意对近百年来的道教研究成就作全面的论述，而仅就其中比较重要的方面作简略的介绍。首先，就各地的研究机构来说， 我们可以将全世界的道教研究分为三个地区：中国、日本和欧洲(尤其是法国)。这三个地区的研究工作差不多都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有关日本道教研究的历史与状况，已被多次介绍过，如酒井忠夫和野口铁郎的《日本的道教研究》 (发表在《道教之总合的研究》)。关于欧洲的研究结果，本人已经写了一个相当详细的报告，[18]欧美的有关学术著作目录是已故anna seidel 女士编纂的。[19] 这里将着重回顾道教在中国本土的研究发展史。虽然它的贡献非常大，但是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国研究道教的学者为数不多，著作量也相当有限。
第一位比较科学地研究道教的人是刘师培 (1884-1919)，他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刘毓崧 (1818-1867)的后代。1910年，他在北京白云观读《道藏》。 在后来的《读道藏记》的序中，他叙述了这段经历： “迄于咸、同之际，南《藏》毁于兵，北《藏》虽存，览者逾勘，士弗悦学，斯其征矣。予以庚戌(1910)孟冬旅居北京白云观，乃启阅全《藏》，日尽数十册，每毕一书，辄录其序跋。” 当然，刘氏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是不可能看完《道藏》的，而且在他1934年出版的《读道藏记》中并没有多少提要。但因为刘氏是一位相当有名的学者，他到白云关读《道藏》的故事后来成了一段佳话，所以此事还是颇有影响的。
第二个道教学者是陈垣 (1880-1971)。他是广东人，因上教会学校，就信了天主教。后来他对宗教史产生兴趣，并成为中国宗教史研究的开山鼻祖。他收集了各种宗教的资料。由于在他之前没人整理过道教方面的文献，所以陈垣在二十年代集中收集道教碑文，编成一部《道家金石略》。这本非常重要的参考数据汇篇，只是到了1988年才得到校补和出版。但在正式出版前，陈氏常常利用那些数据撰写论文。 比方说， 他在 1941 年发表的具有很大影响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 道教研究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它最重要的原始资料《大明道藏经》几乎丧失殆尽，仅存的几套也残缺不全，它的书版在 1900 年八国联军入京时被销毁了。到清末，只有北京和上海白云观的《道藏》还比较完整，但一般的学者也不容易见到。幸运的是，民国初年，徐世昌总统借了北京白云观的藏本以重印。他请当时的教育部长傅增湘主持此事，康有为、梁启超都参加了编辑委员会。三年之后(1926)大功告成，新版《道藏》一共印了 350 套，每套1120 册，价钱 800银圆，当时中国的图书馆无力购买，所以大部分卖给到了国外。此后，学者们才有机会一睹《 道藏》真颜。最早读《道藏》的人士中，有上海的陈撄宁先生(1880-1969)。他原来学中医，后来广访道观，研究丹法，在上海成立了“仙学院”。他的工作在现代道教界与医学界有广泛的影响。陈撄宁也说他通读了《道藏》，但我们没有得到他的研究结果。陈撄宁先生对道教研究和道教存在的贡献很大。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传统的中医和道教的养生术往往受到新知识界和政治分子的鄙视和毁谤，陈先生勇于宣扬“神仙之学”和“道学”，给中国古老的学术一种新的尊严。
另一位不同风格的学者是陈国符教授(1914-2000年)。他原是化学家，并出身于常熟道士世家。陈教授早年在德国留学，对中国科技史、尤其对黄白术有兴趣。1942年他从德国回国，在西南大学执教。他整整花了两年时间对《道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获益于他的科学家素养与道士家教，陈国符撰写了一本精彩而重要的专著 -- 《道藏源流考》。此书1949年在上海首次出版，1962 年又出了一个增订本。
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的执教汤用彤先生(1893-1984)，也是较早对道教产生兴趣的中国学者之一。汤先生是早期中国佛教史专家，他发现汉代和汉以后佛教与道教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的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在好几个地方都提到汉朝《太平经》的问题。在昆明，汤用彤指导他的学生王明校勘《道藏》所保存的《太平经》残本，后来王明将这一成果结集出版为《太平经合校》，这本书在当代中国有很大的影响。
许地山先生(1892-1941)在早期道教研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他是唯一一个受过宗教学训练的学者。在燕京大学毕业后，许地山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民族学和哲学。他是第一个以国际学术的水平来研究道教。1934年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道教史》上编，在方法和理论上都堪称当时最科学的作品。许地山先生也很博学。出版于1940年的《扶箕迷信底研究》一书，虽然篇幅不大，但旁征博引，立论新颖，是迄今为止对扶鸾问题所做的最深刻、最完整的研究。遗憾的是，许先生过早离开人世，他的未竟事业在许多年里后继无人，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冯友兰教授，也对道教史有兴趣。那时冯友兰已经出版了他的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并在昆明继续研究道教。冯教授认为“道教是世界上唯一个不反对科学的宗教”，而且基本上与中国科学发展史很有关系。在“五四运动”将科学与宗教视为不可调和的产物的学风下，冯先生提出这个看法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青年时代的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也在西南地区从事他日后卓有成效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冯教授对道教的这个论断，无疑对他的研究方向有极大的影响。他后来提出的道教为中国科学之根本、科技发展之来源的理论，与此不无关系。
这里还值得一提是敦煌卷子的道经，虽然它的数量不很多，但保存了一些后来失传的书籍，对道教研究还是很重要。敦煌卷子的大部分在二十世纪初流到欧洲，但欧洲的研究者不多。五十年代，香港的饶宗颐先生在英国找到了《老子想尔注》的残本，并把它校勘出版。这是将道家和道教结合起来研究的特有例子，其成果对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 王明的《太平经合校》在1960 年出版。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的第二版出在1962年。后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再没有什么关于道教的出版物。总而言之，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国国内关于道教的著作并不很多，但它们在学术方面的作用还是不可忽略的。因为有了那些专著，道教研究在中国就慢慢变成了一种“可学”之学。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中国学者完全断绝了与外国同行的联系，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才开始对日本和欧洲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这对他们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他们发现外国人对道教(包括哲学、中医、《易经》、房中、饮食、武术等)有很大的兴趣，老子《道德经》已成为许多不同语种的经典。国外这种经久不衰的时髦，促使大陆学者开始参阅外国关于道教的书籍，这也帮助他们在国内得到做类似研究工作的机会，并获得进行学术交流的可能。
八十年以来，关于道教的书刊越来越多，学术讨论会也时常举行。1980年，中国政府恢复了中国道教协会，接着开放了北京白云观和成都青城山等道教庙宇。近几年的春节，北京白云观的庙会往往有数十万人进香祈安。成都青城山、青羊宫，西安的八仙宫等大庙也是人山人海。目前，上海城隍庙已经恢复，北京东岳庙也以民俗博物馆的面目得以修复开放。当然，现在的恢复活动还不能达到道教原来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的地位与水平。正如我们在前一部分所探讨的，一百多年来道教在它的本土受到很大的破坏。在那个危机时期，研究道教的人士大概都想过它可能万劫不复了。然而，这个危机已经过去，道教还活着。这对全世界文明来说是一大福音。我们的研究工作也促进推动了这个良好的转化。在这里，我想再强调一次，道教的复兴不仅是我们研究者的光荣，同时更是人文科学的一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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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作者多年对中国宗教研究的一些思索。第一次有关这一主题的演讲，是1998年应日本“中国学研究”五十周年纪念而作；其后是1999年春季，在北京大学和法国远东学院联合在北大举办的研讨会；1999年秋天再次在香港中文大学应邀演讲。这几年来，本文的主要观点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北京、香港以及欧洲的一些学者不断他们的文章和著作里引用。由于作者数年来一直奔波于欧亚之间执教，另一方面也觉得不少数据需要补充，所以出版之事一拖再拖。这期间，承蒙在欧洲访学的朱维铮教授与乐黛云教授提供了有关传教士及鲁迅的珍贵资料。在此谨向诸位朋友表示谢意。
[2] 《清史稿》卷115，志90。
[3] 《续文献通考》卷89：“嗣后真人差法员往各省开坛传度，一概永行禁止。如有法员潜往各省考选道士受箓传徒者，一经发觉，将法员治罪，该真人一并论处”。
[4] 《清史稿》卷115，志90。
[5] 同上。
[6] 见r.g. wagner, reenacting the heavenly vision: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taiping rebellion, 第76页，berkeley，1984年。
[7] 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淫祠为学堂折”，见光绪二十四年7月11日《新报》第六十三册。
[8] 《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见《戊戌变法资料汇编》第二卷，第231-232页。
[9] 《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戊戌变法资料汇编》第二卷，第234页。
[10] 五月二十三日上谕：各国传教，载在条约。各省将军督抚，责无旁贷，勿存歧视，务当竭力保护。《清廷戊戌朝变记》，见《戊戌变法资料汇编》第一卷，第338页。
[11]《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汇编》第一卷，第337页。
[12]《戊戌政变记》卷三，见《戊戌变法资料汇编》第一卷，第271页。
[13] 《戊戌变法资料汇编》第一卷，第251页。
[14]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上册，第31页。
[15] 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33-34页。
[16] 罗家伦《国父年谱初稿》第一册，第29-30页。又见罗刚《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台北，1988年，第157页。
[17] 有关资料可参考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数据》，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第1-21页。
[18] 《欧洲道教研究综论》，原载europe studies china，第467-491页，伦敦1995年。
[19]“chronicle of taoist studies in the west 1950-1990”， 原载cahiers d’extreme-asie 5(1989-1990)，第223-347页。

http://phi.ruc.edu.cn/bbs/viewthread.php?tid=26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