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志	發表於 : 週一 4月 22, 2013 9:33 pm

孔子以“异端”反对墨学

陈捷夫

“异端”一词，出自《论语.为政》，如“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异端”，这里指与孔学相抗衡的主要学说、学派，也包含科学与技术的知识等。笔者认为，孔子反对“异端”，即是反对墨学等。基本依据有二，一是朱熹注，一是墨子与孔子是同为春秋末期人。

朱熹认为孔子口中的“异端”，所指即是杨朱学说和墨子学说。如《朱熹集注》记称：“攻，专治也。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 “异端”之称出自孔子之口，说明当年已存在着与孔学相抗衡的学说。朱熹把“异端”的具体对象，毫不犹豫地定位在杨朱与墨子两人身上，即说明杨、墨两者，不仅生活在孔子之世，而且两者当时已拥有各自的学说，已自成思想体系，自成学派，并有著作流播于社会上。可以肯定地说，朱熹的注，显然有所据实。

墨子的思想，前面已作了初步介绍，集中在《墨子》一书里。其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西晋鲁胜称前四篇为“《墨辩》”，今人称六篇为“《墨经》”），为墨子所自著，主要内容涉及“名学”即逻辑学、几何学、力学等自然科学。墨辩之外其他各篇，多涉及到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和技术等，均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至于杨朱的学说，据称主张“贵生”、“重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别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侵夺别人。（《辞海.杨条》）由此可见，墨子与杨朱的学说，对于当时一心主张“克己复礼”的孔学来说，当是一种极大的抨击。尤其墨子对待孔学更是针锋相对，批判得更为具体而全面。如《名辩》抨击了孔子的“正名”观，《非儒》抨击了孔学的虚伪性和欺骗性，《非命》抨击了孔子的“天命”观，《兼爱》抨击了孔子的封建等级观，《尚贤》抨击了孔子的政权嫡子世袭制和“忠君”制，《尚同》抨击了孔子的王权利益至上观，《法仪》抨击了孔子的“礼治”观，《节葬》抨击了孔子的“厚葬”观，《非乐》抨击了孔子的“礼乐”观等等。墨子那些坚定而深刻的反孔、批孔思想，集中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无疑是理性和正确的。据此可以推断，孔子到处推销自己的“复礼”主张，之所以会连连碰壁，“于七十余君，莫能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以至于子贡、颜回皆异口同声地哀叹：“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这与墨学等的广泛传播，各国人民的科学素质的提高，不无关系。据此可进一步推断，墨子与墨学等之所以会遭到孔儒的刻骨仇恨，视之为所谓“异端”，恨不得置于死地而后快，当与其学说中所根植的科学性有关联。

说假话、做假事，是孔学的本质特征。一方面，孔子主张和鼓吹荒谬的“天命”观，并在所谓“天命”的前提下，编造了诸如等级制、世袭制等如何合理性的政治谎言，美化邪恶。另一方面，却大肆造假，凭个人恶好作取舍，如把古诗三千余首，删除掉十分之九，“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首（《史记.孔子世家》），同时冠上所谓“思无邪”的光环（《论语.为政》）；借编书之名，删削、窜改《鲁春秋》，却是“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诗》和《春秋》皆可作伪，那么《尚书》等古文献要遭到作伪和窜乱，就不足为奇了。而孔学之所以为天下所“莫能容”，与其造假作伪，关系密切。由此可以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造假作伪的鼻祖。与孔学相反，墨学则说真话、做实事，处处以事实和科学为基本依据，因此广为天下所欢迎，众望所“归”。由此可见，虚伪的孔学在科学的墨学面前，无可遁形，不堪一击；而孔子要把墨学等视之为所谓“异端”，加以反对或铲除，也是合乎逻辑的。换句话说，孔子把墨学等定位为所谓“异端”，并加以反对，体现了“君子不器”即反对科学与技术这一政治大纲的基本实质。

朱熹注把“异端”定位为墨学等，所据为哪些文献资料，未可详考。笔者认为墨子与孔子同为春秋末期人，除了朱熹注之外，还有其他几个基本依据，如司马迁所谓“或并孔子时”（《史记.孟荀列传》）的记载。又如公输般（鲁班）是“春秋时鲁国人”（《辞海.鲁条》1979年缩印本），而《墨子.公输》篇里，记载着墨子在“止楚攻宋”事件中，曾“九距（拒）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即说明墨子与鲁班同是春秋末期人。此外，“远在公元前七世纪到六世纪，古代中国、印度、希腊的思想家都研究了有关的逻辑问题。《墨子》中《经上》、《经下》等六篇和《荀子.正名篇》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逻辑著作。”（《辞海.逻条》）“公元前六世纪”指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600年之间，即说明墨子的逻辑著作产生于春秋末期，这也可以进一步证明墨子是春秋末期人。笔者曾指墨子与孔子、鲁班同是春秋末期人，所据即此。



（本文据自陈捷夫《孔子“君子不器”是反对科学与技术的政治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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