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洪志 |  發表於 : 週日 4月 21, 2013 1:2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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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之学才是中华文化的主干
(2010-05-31 21:21:59)
分类：文化碰撞
作者：[翟玉忠]
中国学人——迷途的文化羔羊
近代学人言中国文化，多以儒家为其代表——孔子近乎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比如中国政府在海外建立的教授汉语学校，也被统一冠之以“孔子学院”的雅号。
他们的理由简单明了：公元前134年，董仲舒提出天人三策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从此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
这完全是后世学者对历史一厢情愿的解读。从《汉书·艺文志》中我们看到，在汉朝人的心中，儒家只是诸子之一。为了国家统一，汉武帝开始抑制包括儒家在内的百家之言；汉武帝抑黜儒家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取消了文帝时立的儒家《论语》、《孝经》、《孟子》诸博士，只立汉人认为代表西周王官学的五经博士。东汉经学家赵岐（约108~201年）在《孟子章句·题辞》中记此事说：“孝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汉武）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清人钱大昕（1728~1804年）在所著《潜研堂答问》中亦云：“《论》、《孝》、《孟子》、《尔雅》之类皆传记博士也，罢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之时。”
《汉书·武帝本纪》说汉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是说他突出了西周王官学的地位。汉武帝礼遇“游文于六经”的诸儒生，但很少重用儒生，怎么能说他独尊儒术呢？浙江师范大学钭东星先生认为，当时儒家受重视只是因为汉儒善于附会王官学经典。他说：“汉武尊经后，孔儒的地位所以优于诸子各家，原因只在汉儒最善于以孔子附经骥尾。”（钭东星：《所谓“汉武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辨》，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swhwdzr cbjb.htm，访问日期：2010年5月1日。）
事实上汉朝根本不存在独尊儒术的制度基础。当时社会功勋制（功次制度）是官员选举的主要形式，事功精神充斥整个社会，这与儒家的主张格格不入。在公元前81年西汉政府的国策辩论会上，代表儒家观点的贤良还在激烈批判当时的吏制，认为选举之途杂乱，富有的人用钱财来买官，勇敢的人卖命求取功名。耍车技的和举鼎技的人，都可以出来充当官吏，多次立功，积年累月，有的人甚至当上了卿相。（《盐铁论·除狭第三十二》：“今吏道杂而不选，富者以财贾官，勇者以死射功。戏车鼎跃,咸出补吏，累功积日，或至卿相。”）
从汉至唐，思想上居统治地位的不是儒家，而是道家。史学家蒙文通先生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汉到唐，思想界是谁家的学说把握霸权，与其说是孔学，毋宁说是道家还妥帖些。在汉便是黄老，在晋便是老、庄，到六朝又加入了佛学……”（蒙文通：《中国哲学思想探原·经学导言·诸子》，台湾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第41页。）
只是到了北宋以后，由于科举成为选举官员的主要形式，儒家才取得了正统地位。
五代是一个军事强人争雄的大动荡时代，北宋的统治者对武人割据专权的的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除了“杯酒释兵权”这样的一时之策，他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终方案就是“兴文教，抑武事”。这里的“文”主要指儒家思想。宋太祖赵匡胤坦言：“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用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宋史纪事本末》卷二）
北宋政府重用儒家学者的制度设计就是大开科举取士之门。与前代不同，宋代科举成为入仕的根本途径。《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载，至北宋第四任皇帝宋仁宗时，科举制已经大行于天下，上面说：“天圣初，宋兴六十有二载，天下乂安。时取才唯进士、诸科为最广，名卿钜公，皆繇此选，而仁宗亦向用之，登上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矣。”据何忠礼先生统计，北宋自太祖至徽宗八朝的一百六十六年间，政府开科六十九次，取进士、诸科三万四千一百六十三人，每举平均取士达四百九十五人，每年约为二百另五人，相当于唐朝每年取士人数的二、三倍之多。（参阅何忠礼：《北宋扩大科举取士的原因及与冗官冗吏的关系》，收入《宋史研究集刊》第1辑，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科举考试制度与北宋偃武修文，重用儒臣的政策之间形成一种历史性的正反馈机制，这样儒家才在中国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贾海涛博士指出：“北宋的科举取士与‘偃武修文’和‘重文轻武’是密不可分、紧密相连的。正是因为有了‘偃武修文’和‘重文轻武’的立国策略，才有了科举取士的进一步加强。同时，科举取士制度的进一步加强反过来使‘偃武修文’和‘重文轻武’的程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并使‘文人主政’成为现实且得以制度化。”（贾海涛：《北宋“儒术治国”政治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6月，第10~11页。）
北宋“儒术治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儒者的作用（儒效）问题，这个自先秦以来就困扰儒家学者的问题从宋代开始演化为民族性灾难（元代是例外，他们重用回人，而少用儒生），具体表现为社会组织能力的下降，中原直接受到北方蛮族的蹂躏——这种现象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上只有宋以后才成为常态！
在《北宋“儒术治国”政治研究》一孜孜不倦中，贾海涛博士对北宋主政儒生的经世治民能力提出了质疑，他的语言是现代的，但中心还是对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儒者无用”观点的重述。他写道：“北宋的士大夫大都只是一群死读书的‘书呆子’。他们对现实社会缺乏认识，观念陈旧，不知变通，不重时务，只知引经据典地照搬前人，只会空谈而缺乏实际能力。治理国家，他们不是内行。即便有人空有高尚情操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但往往不得要领或力不能胜，力不从心。这种人在两宋太多了，是一种极普遍的现象。范仲淹被推为北宋第一治才和良臣，朱熹对他也极为推崇，称他为‘杰出之才’。但在当时条件下，他的作用也相当有限。他领导的庆历新政难以改变当时沉闷的政治局面和士大夫的精神面貌。除他之外，仁宗朝与神宗朝北宋人才最为荟萃之际实在没有什么特别杰出的政治人才。”（贾海涛：《北宋“儒术治国”政治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6月，第108页。）
比较起来，韩毓海教授对儒家统治的政治经济学意义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他指出了儒家小农主义自由经济思想的本质及其后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尽管他对儒家的经济观点没有作任何阐述。在他那本畅销的《五百年来谁著史》绪言中，他将中国过去500年兴衰的关键因素扩展到宋朝，可谓真知灼见。他说：“考察中国500年兴衰的关键，其实又在于经济的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下降这个矛盾现象。经济发达的宋，反而打不过立足于军事组织的辽、金、西夏部落，这里的关键并不在经济，而在社会组织能力。由皇权直接来面对基层马铃薯一般无组织的小农，这样的国家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组织效率可言，而宋代以来的政策，反而是将组织社会的任务一概交由商人和地方土豪，国家更从商业、运输乃至军需供应中全盘退出，国家取‘无为’和‘不干涉主义’……”（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12月，第2页。）
我们读历史，客观地评价儒家统治的历史作用，一个稍有良知的人都会为这个沧桑民族的悲剧性命运痛心疾首。那么二十一世纪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还要对儒家顶礼膜拜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根本不知中华文化的主干黄老之学为何物。
黄老之学——集诸子百家之大成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学术经历了四次大的变迁。东周礼崩乐坏，由王官学流变为诸子百家，一变也；秦汉走向大一统，黄老之学集诸子百家之大成，二变也；汉以后，儒家通过改造吸收王官学、排斥诸子学取得起独尊地位，三变也；清末民初，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西学取代儒学独尊地位，中国本土学术泯灭，四变也。今天，我们复兴中华文明，主要是复兴集先秦诸子百家之大成的黄老之学。继西周王官学之后，黄老之学将中华文明推上了新的峰巅！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长沙马王堆汉墓黄老帛书出土以前，中国学人长期以来对黄老之学是什么模糊不清。有学者甚至认为黄老是西汉黄生与老子的合称（夏曾佑：《黄老疑义》，载《中国古代史》，台北学生书局，1970年7月，第339页。），还有学者认为黄老是老子与黄石公的合称。（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台湾汉京文化公司，1983年9月，第9页。）
造成这种思想混乱的主要原因是黄老之学的许多重要文献都失传了。我们甚至不清楚，在《汉书》和《史记》中，汉人所说的道家实际上就是以道家为哲学基础（内术），以法家为治国方针（外术），综合百家的黄老之学，而不是仅强调个人修持，清静自守的老庄之学。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庄子》外、杂诸篇明显具有黄老之学的倾向，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不能将《庄子》一书与黄老对立起来看，《庄子》一书的主体思想也不能等同于魏晋老庄思想。
实际上《汉书·艺文志》对此讲得十分清楚，上面不仅说道家乃治国之术，还批评了后世老庄一派“绝去礼学”、“独任清虚”的主张，上面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大意是：道家这个流派，应是出于古代的史官。他们记载历代成功失败、生存灭亡、灾祸幸福的道理。然后知道秉持要领把握根本，清静无为，保持谦虚柔弱的态度，这就是国君治理国家的方法。它符合于尧的自我约束能够谦让，《易经》上所说的谦虚。能“一谦”得到天益、地益、神益、人益四种好处，这就是他们的长处。等到狂放的人来实行道家学术，就断绝了礼仪，并抛弃了仁义，认为只要用清静无为就可以治理好国家。）
为了使读者对黄老之学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我们将《汉书·艺文志》中所列道家文献转录如下，共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这些书相当一部分已经失传，但伊尹、姜太公、管子、黄帝、老子、庄子、文子诸书今人有幸能读到相当一部分，使我们能够看到黄老之学的理论核心所在——中国内圣外王之术尽在斯矣——从内业修身一直到经济思想轻重之术！！
《伊尹》五十一篇。汤相。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辛甲》二十九篇。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
《鬻子》二十二篇。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
《管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齐恒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
《老子邻氏经传》四篇。姓李，名耳，邻氏传其学。
《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述老子学。
《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字少季，临淮人，传《老子》。
刘向《说老子》四篇。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
《蜎子》十三篇。名渊，楚人，老子弟子。
《关尹子》九篇。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
《庄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列子》八篇。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
《老成子》十八篇。
《长卢子》九篇。楚人。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庄子，庄子称之。
《田子》二十五篇。名骈，齐人，游稷下，号天口骈。
《老莱子》十六篇。楚人，与孔子同时。
《黔娄子》四篇。齐隐士，守道不诎，威王下之。
《宫孙子》二篇。
《鹖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
《周训》十四篇。
《黄帝四经》四篇。
《黄帝铭》六篇。
《黄帝君臣》十篇。起六国也，与《老子》相似也。
《杂黄帝》五十八篇。六国时贤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
《孙子》十六篇。六国时。
《捷子》二篇。齐人，武帝时说。
《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时说于齐王。
《郎中婴齐》十二篇。武帝时。
《臣君子》二篇。蜀人。
《郑长者》一篇。六国时。先韩子，韩子称之。
《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那么黄老之学到底是怎样对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等诸子进行取舍的呢？参照《汉书·艺文志》所列道家经典，我们发现曾任太史令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述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司马谈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黄老之学如何折中百家，集中国文化之大成十分重要，他说：“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大意是：我曾经在私下里研究过阴阳之术，发现它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禁忌避讳很多，使人受到束缚并多有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一年四季运行顺序的道理，是不可丢弃的。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墨家俭啬而难以依遵，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遵循，但它关于强本节用的主张，则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却刻薄寡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则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辩正名与实的关系，则是不能不认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
作为汉武帝的史官，司马谈不可能不受到当时儒家思想逐步兴起，“儒道互绌”的影响（《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所以在《论六家要旨》中他专门批评了儒家在治国理念上的弱点。他或许想不到，儒家有一天会取代黄老之学，占据中国文化思想的主干。
司马谈的批判是有力的，明确指出了儒家纯任德政的危害。他说：“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大意是：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得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智慧。将这些放置一边而用智术治理天下，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受到扰乱，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
诚如蒙文通先生所言，在汉以后，至唐代这段时间，老庄、道教、佛教大兴，其中老庄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老庄兴起实际上始于汉末。清人洪亮吉（1746~1809年）在《合刻河上公老子章句郭象庄子注序》明确指出：“自汉兴，黄老之学始盛行,文景因之以致治。武帝之世，窦婴田蚡虽好儒，欲推毂王臧赵绾，然势不能敌也。老子之徒有文子，其书述老氏之言为多，世亦并尊之。当时上自天子， 及士大夫，内及宫阃，莫不服膺黄老之言，以施诸实事，其尊老子文子也与孔颜并。故王充《论衡！自然篇》曰：‘以孔子为君，颜渊为臣，尚不能谴告，况以老子为君，文子为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其尊之若此！盖黄老之道，以迄文子述老子之言，实皆能治天下者也。西汉之治，比隆三代，职是故耳。至汉末，尚祖元虚，治术民风，一切不讲，于是始变黄老而称老庄。”
由黄老蜕化为老庄，再次蜕化为儒，最后为西学所吞没。中国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中黄老之学是西周王官学之后中国学术的又一次大一统，是中国文化峰巅。
今天的学者论及中国文化，除了背两句《道德经》或《论语》上的语录，最喜欢大言“中华儒家文明”、“儒释道”、“外儒内法”之类，实际上这是出于对中国文化演变进程的无知。儒家不是中国文化的代表，黄老之学才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一点而言中国文化，有如雾里看花，永远不知中国文化的主体何其精妙、壮观！
文明复兴——路漫漫其修远兮
与儒家对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负面作用相比较，儒家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作用是触目惊心的。后世儒家将诸子异端化了，而不是像黄老之学一样融会百家；结果是大量诸子文献长期被弃置，有些甚至佚失，儒学自身则成为常常脱离实际的狭隘的经史辞章之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儒家的文化破坏作用远甚于秦始皇为统一国家焚毁民间图书的政策。
从孔子时代起，儒家就有一种不容异端的思想趋向。《论语•为政篇》载孔子之言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辟杨墨，骂二家为禽兽，尽乎粗野。《孟子·滕文公下》云：“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后世注家对孔子“攻乎异端”一语有着迥然不同的解释，但大多数儒家将异端等同于诸子，即使谓的“非圣人之道”，后来，印度传入的佛家也被加入了“异端”的名单。南朝梁经学家皇侃（488~545年）疏云：“攻，治也；异端，谓杂书也，言人若不学六籍正典而杂学于诸子百家，此则为害之深。”
朱熹《四书集注》云：“范氏曰：‘攻，专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为尤甚。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矣。’”（大意是：范祖禹说：“攻，专门研究，所以加工术、石、金、玉的工作叫攻。异端，不是圣人之道，是另外一端，譬如杨、墨之类。他们率领天下人至于无视父亲、无视君主的地步，专门研究他们的学说并且企图精通，为害非常严重。”程子说：“佛教的言论，比起杨、墨更加接近真理，所以为害也就更加严重。求学的人应当像对待淫声美色一样远离它，不然的话，就会渐渐地陷进去了。”）
本来佛家正好补儒家内业修行之不足，而宋儒却将之比之于杨、墨，群起而攻之，这也是佛教至今仍没有完好融入中国社会的重要原因——佛家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发达的实践哲学（非西式思辨哲学），理应成为国人日常修身（内业）的一部分。
尽管儒家对中国文化的负面作用如此之大，今天还有太多的学者将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或将之直接等同于中国文化本身。为何他们顽固地坚持这种谬误呢？除了上面提到的学人对黄老之学的陌生，笔者认为还有另外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历史的惯性作用。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尽乎完全西化，但它仍然是建立在清朝学术的废墟之上的，不可能不受有清一代学术的影响。不仅康有为这样的维新之士阳奉阴违地接过了今文经学的衣钵，早期开创新文化运动的一批人也大都受过传统教育，在他们的视野中，将儒学等于同圣人之道、中国学术的本体是顺理成章的。
清儒通过对诸子的研究极大地开拓的今人的学术视野，但在对中国文化主体的认知上，却仍回归今文经学，并没有带来根本性的变革。所以将儒学认作中国学术的主体，这种历史惯性是十分强大的。
二是西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学人除了吸取西方文明成果，并没有太多理论上的创建，他们习惯于以西学比附中国，甚至言必称欧美，一切以西学马首是瞻。西学传教士较深入地接触中国已是明朝，当时正值儒家大行其道之时，所以他们很容易将中国文化等同于儒家，将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比如耶稣会士利玛窦就这样描述孔子：“中国哲学家之中最有名的叫做孔子。这位博学的伟大人物诞生于基督纪元前五百五十一年，享年七十余岁，他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们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众的人更为神圣。的确，如果我们批判地研究他那些被载入史册中的言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可以与异教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中国有学问的人非常之尊敬他，以致不敢对他说的任何一句话稍有异议，而且还以他的名义起的誓，随时准备全部实行，正如对待一个共同的主宰那样。”（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31~32页。）
西方传教士的这种错误认知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学术界，后来反过来又影响了近世的中国学人，导致谬种流传，至今难以遏止！
中华文明的复兴是怎样艰巨的“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啊！我们不仅要冲破儒家的千年迷雾，重新确立黄老之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体地位，还要在黄老之学的基础上，融会庞杂的西方文化——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学人不得不面对的历史性课题。
有志者勉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