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志 | 發表於 : 週一 4月 15, 2013 8:1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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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国维之死谈满清奴才文化对知识分子的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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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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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9-8 18:12:29 |显示全部楼层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满清末年秀才;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国学大师;徐志摩、穆旦、金庸等人与其俱为同乡。
1927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风云突变的年份。而对于王国维来说,这一年同样也不寻常,因为正处于壮年的王国维在这一年的风风雨雨中定格了他生命的历程。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终年50岁。
王国维的死因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世纪之谜”,直到今天仍未有定论。有人形容他死得“奇特、诡异、神秘”。王国维临终前,在学术界声名显赫,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他的遗嘱很简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由于太简洁,就成为可以多方解读的谜语。
谜否?奇否?异否?容我慢慢述说。前人关于王国维的死因有四种说法,我们逐一分析。
其一,迫于现实生活的打击而自杀。王国维所持的是悲剧人生观,由其诗词中就约略可以看出来(详见文章末尾所附王国维的词)。而后,王国维又中年丧子,,再加上欠下罗振玉债务难以偿还,走投无路之下,投湖自杀。这种说法由溥仪提出,郭沫若加以传播,曾经相信的人很多。
罗振玉曾经全力资助王国维赴日本留学,并一再荐王国维选择职业。后来罗振玉把女儿嫁给王国维的儿子,联姻为亲家,二人关系密切,非比寻常。也没有证据表明罗振玉有催债的嫌疑。并且,从王国维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他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因此,王国维不可能因为债务问题自杀。
如果说是因为王国维的悲剧人生观和丧子(综合来说是性格因素)而自杀,也站不住脚。王国维好歹是“一代国学大师”,因为这个原因自杀,未免牵强附会。这可能是王国维自杀的一个因素,但不会是他自杀的必然因素。王国维遗嘱“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其二,“殉文化”而死。陈寅恪,这位和王国维齐名的“人物”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殉文化”说似乎和王国维“文化大师”的身分最为切合。不过话是从陈寅恪嘴里说出的,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以他自己本身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他强调王国维之死的“殉文化”意义,用以否定“殉清”说,是因为他与后期王国维在文化问题上有着强烈的共鸣,他们都有一个无限眷恋满清时期文化的情结。所以,很难由此作为王国维自杀的定论。
其三,“殉清说”。 中华**成立以后,王国维始终不肯剪去辫子,不仅自称“亡国之民”,而且其著作及书信对清室始终以“我朝”、“本朝”、“国朝”、“大清”相称,无一例外。可见,他始终以满清的遗老自居,其忠于亡清的态度极为坚定。
1917年,王国维曾经热切期盼张勋等复辟成功,并为满清的复辟做过详细的谋划。此后,他又在其《库书楼记》里明确表达了“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的期望。1924年,王国维在其《筹建皇室博物馆奏折》和《敬陈管见折》里,又分别要溥仪“益崇圣德,务广圣学……以俟天心”,再次流露出对溥仪“得国”,成为“中国将来之共主”的希冀。
满清被**时,王国维曾感叹“汉土由来贵忠节,而今文谢安在哉”。其中的“文谢”指文天祥、谢枋得。后者于抗元失败后拒不出仕,绝食而死(王国维根本无法比拟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容后再述)。张勋复辟**失败时,王国维曾认为参与张勋复辟**的康有为、沈曾植等“北行诸老”恐“只有以一死谢国”,“如再觍然南归,真所谓不值一文钱矣”。既然如此,王国维自己身为满清的孝子贤孙,便必然守忠贞之节,如果需要,自然“以一死谢国”。而在王国维自杀以前,也曾经不止一次地流露过“殉清”的念头,例如,他在1924年“甲子之变”时曾“援君辱臣死之义,欲自沉神武门者再”。在1925年8月,他又曾说到“事到艰危誓致身”。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时间,正是冯玉祥军队逼溥仪搬出故宫,避居“日使馆”,又转天津“张园”之后。而王国维为满清遗老,此前还曾“奉召入宫”,做了溥仪的“五品衔南书房行者”,实即溥仪的“老师”兼“图书馆馆长”,如此种种,完全可以说明王国维与溥仪的关系之密。其至死仍留一条辫子的举动,更表达了对溥仪的知遇之感。由此推论,王国维死于“殉清”,也并非捕风捉影。其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导致最后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同为满清遗老的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也均持“殉清”一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国维“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观点论者。
有人会说,如果王国维真的要“殉清“,应该是满清末帝逊位或取消优待条件时就自杀,而不是事过境迁的1927年。这个问题,就要牵涉到第四种说法了。
其四,“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北京的北洋诸系无比震动。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记述:“去秋以来,世变日亟,先生时时以津园为念。新正赴津园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更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戴家祥《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记述:“今岁四五月间,党军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大恐。是时清华研究院评骘成绩方毕。……涉及时事,先生神色黯然。”又云:“先生曰:'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呜呼,先生致死之速,不能谓时局无关也。”
故此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满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因为王国维脑后留有辫子,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法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