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志 | 發表於 : 週日 4月 14, 2013 2:3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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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车别:明朝到满清是历史大倒退
发布: 2010-1-13 10:37 | 作者: 小瑜儿 | 查看: 22次
在煮酒论史的版块,我发了一篇文章《明朝和满清中西方科技交流的对照比较》,下面的回复里有一个叫东东狐的人,提出了许多质疑。我看见了,心里是很不快的,现在有时间就来回答一下。
我这篇文章在别的地方也贴过,比如关天茶舍,但不是单独贴的,都是跟在《从满清禁毁书籍的丰功伟绩谈开去》这个题目下面,前面已经有两篇文章,是介绍满清禁毁书籍、屠城、迁海的事迹。这么做,并非没有用意。意思很简单,满清的暴行也好,倒行逆施也好,并不能孤立的个别的来看,它们之间是有关系的,联络起来成为一个系统。把它们放在一起意思是,别人要么全都不看,要么全都一起看,得到一个系统的全面的印象,这样可以避免许多疑问,减少许多不必要的质疑和反对,也节省了回答的力气,大家方便。
现在看了东东狐那些铿锵有力的质疑,许多是无知导致的,比如什么崇祯“连仿制的大炮都没有能造出来”(其实明末决大部分的大炮都是明朝自己造的,性能不比外国差,有的还要好),比如“明朝皇帝权力空前强大”(这种无知是从中国的教科书就开始的滥调,也怪不得东东狐),还有“禁锢我们科学的是汉人的农业生产方式是汉人的等级制度”(这也是由来已久的谎言,但一般不愿意动脑子的人都相信),还有“徐光启没有考中进士就不可能有后来如此成就”(这说明基本上他对徐霞客,宋应星,吴有性,李时珍,王艮,王襞,何心隐等等人都不知道),还有这一条“多尔衮进关,明朝已经灭了,灭给'家奴'(崇祯语)”(这里不是无知,而是故意扭曲,崇祯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家奴'这个词是满清统治者喜欢用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应该很熟悉,以前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没有一个象满清统治者是能无耻猥琐到这个地步的,所以溥仪跑到东北当日本的儿皇帝,后被苏联抓去,又低三下四的向斯大林申请加入布尔什维克,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他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一是缺乏必要的知识,也就是基本的历史事实都不知道,另一个是不喜欢动脑筋,许多问题都是人云亦云,没有经过大脑导致的结果。
一些质疑或者说质问,是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解答过的,但他还是非常自信的提出来,应该是他没有看到,或者说虽然看到了,但是没有理解的缘故比如他问 “既然明朝科技是如此发达,是如此进步,为何给个落后无比的游牧部落颠覆掉?”这个问题我文章里早就已经回答了,可能是他没有理解。现在再重复一下:“任何文明的进化,都必然要经历一个化蛹为蝶的过程,否则只能停滞不前。
人性的张扬、个性的独立、党争不断、讲学书院的林立、海上贸易空前的繁荣、市民和手工业阶层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中国文明正在经历一个关键时期。
而这一个阶段,化蛹为蝶的阶段,却又恰恰是一个文明最虚弱最脆弱,最缺乏抵御野蛮的外敌侵袭能力的时机,然而不经历着这样一个阶段,文明就无法实现自身的进化。“
还有“满清这种把凶残推到极致的屠杀,也确实收到了他们所想要收到的效果。现在的人不是常常在问,为什么满清十几万的军队能够征服上亿人口的明朝中国呢?原因当然很多,但满清这种骇人听闻空前绝后的屠城政策,却绝对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这种残暴到极点政策下,任何想反抗满清暴行和黑暗统治的人就不得不三思而行,他自己可以不怕死,甚至他自己的家人,他也可以不顾惜,但如果是一城的人,一整个地区的人,几十万的人,乃至几百万的人的性命,他还能不考虑不顾忌吗?
越是有决心有勇气反抗满清暴行的人,就越是正直高尚的人,越是正直高尚的人,就越不能不考虑众多无辜百姓的生命。满清的屠城政策等于把所有无辜百姓作为人质,来要挟所有敢于反抗他们的人放弃反抗,屈服顺从。对满清统治者,他们杀戮的是异族,杀的再多也不顾惜,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野心,就算把所有汉人全部屠杀光,他们也会去做的。而对于反抗满清暴行的人来说,他们又怎么能置这片土地上同胞的生命于不顾呢?
可以想见,面对满清这样一个残暴到非人程度的政权,那些一向真诚信奉仁义传统的明朝士大夫知识分子,确实有一种手足无措,无从下手的感觉。可以想见有多少视死如归铁骨铮铮的明朝志士,却不得不咬碎钢牙,饮恨吞声,老死山林。世间最悲惨最痛苦的事情,大约就莫过于此了。
“所以他的问题答案很简单,明朝的中国正在经历文明转折的关键时刻,所以当然是最脆弱的时刻,这个时候被野蛮民族趁火打劫, 结果就导致了三百年的沉沦。文明的进化本身没有错误,那么错误在哪里呢?为什么西方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个问题我以后会说到的。
另外一点,就是他说的“我认为预测明朝能够取得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要有也一定是个无比集权的工业生产,道路是很漫长的,无法预期在300年内能取得西方式的工业化。(委婉一点说是考虑到资本积累和集权Z.F的物质消费)”这一点,也是他对基本的事实没有了解导致的。事实上稍微去看任何一本介绍明末晚明时期中国的经济和海外贸易的书籍都会提到,晚明时期的中国民间私营的经济力量远远比同期西方强大的多,当英国的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经算是巨富的时候,同期的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几千万两白银,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中国农产品的商业化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江南广东一大片原来产粮区已经大半甚至百分之八.九十都用来生产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而消耗的粮食一大部分都是从别的地区运来的。
当时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不断委琐。就以瓷器而言,根据《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引用宋应星的记载“民窑发展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以青窑为例子,官窑每座烧盘,碟样器二百多件,尺碗三十多件,大覃十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万历时期“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矿冶也呈现同样的情形,“当时官营矿冶业由盛转衰,万历时期最大的官营矿冶——遵化铁厂濒临破产,'山场封闭,裁革郎中及杂造局官吏,……地租银征收解部,买铁支用。而与此相反,民营铁业得到迅速发展,芜湖已逐渐成为民间冶炼中心,专业炼铁钢坊不断扩大。著名的濮万业钢坊从濮家店迁到古城西郊濮家院,后因炼钢规模扩大,又在西城外设置总作坊,而以濮家院做东作坊”。而在明朝这样的私营钢铁大作坊还有许多家。
此外制糖业,造纸业都极其发达明代人何良俊(1506-1573)在《四友斋丛说》中说“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而言,已六七分去农”也就是百姓里面已经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口不从事农业,只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人从事农业。应该说这个估计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明代晚期中国的工业商业的发达远远超过了现在一些人的想象,可以说如果不考虑现代科技的因素,晚明时期的中国,经济远比现代中国要发达的多,这也是为什么当时能够把全世界几乎大部分生产出来的白银吸纳到中国的原因。当时中国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不发展,而是资本主义发展过快;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阻力太大,而是阻力太小,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危机都是从这一点上引发出来的,我以后会写文章详细论述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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