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高度繁荣,吸引了全国各地大量人口移民进入杭州居住、
明人李长卿说:“武林(即指杭州)生聚繁茂,盖以列郡之期会至者,殊方之惫迁至者,奚啻二三百万。”[15]
明代的杭州乃是当时世界顶级的高消费娱乐型大都市,其同时代的地位远超现在中国的上海,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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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伯重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第一版,第415到416页
[2]南京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编《南京经济史论文选》南京出版社 1990年1月第一版,第27到38页
[3] 王士性《广志绎》卷三·江北四省
[4] 崇祯《郓城县志》卷七《风俗》转引自滕新才《且寄道心与明月》一书的《明代中后期饮食文化探赜》,第162页
[5]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
[6] 张岱《陶庵梦忆》卷四 方物
[7] 陈宝良《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81页
[8] 同上,第83页
[9] 同上第83页
[10] 见中国杭州网http://www.hangzhou.gov.cn/main/tszf/dcyj/gyfz/T22367.shtml
[11] 《明代城市研究》第73页
[12] 阙维民《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说》,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年出版,第149-150页
[13]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
[14]陈宝良《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第11页
[15] 《李长卿集》卷一九,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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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杜车别 时间:2011-05-21 20:21:29
2、明代苏州人口三百万左右
谈这一节,首先要明确一点,明代的苏州和满清时期的苏州以及今天的苏州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切不可用今天的苏州,满清的苏州去衡量明代的苏州。
说到这里,明朝和清朝的苏州进行对比是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我们首先从李伯重的一段话说起:
“到了清代,城墙外的居住区进一步扩大。康熙时,据孙嘉淦所见,‘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注释62)。不仅如此,阊门外的商业区已与枫桥镇连成一片,延绵20里之长(注释63)。当地的虹桥毁坏后,‘城内外从桥而达者日不下亿万,众悉呼艇争渡,负贩窦夫则望洋而叹’(注释64)。”[1]
他这一段话是说满清时期的苏州比明代更繁荣了,居住区和商业区进一步扩大了。孙嘉淦这段话的出处注释62是孙嘉淦著的《南游记》,关于阊门和枫桥连成一片的出处,他文中对应的引文注释63:“康熙(松江府志)卷54遗事:‘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虹桥这段的引文注释64是:《同治苏州府志》卷三三桥梁(实为津梁)。
表面上看真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一个是引用清人《南游记》的话,一个是引用康熙时期的《松江府志》,再一个是引用清朝同治时期的《苏州府志》。
当然如果了解一点时代背景,就会有些纳闷。孙嘉淦是康熙二十二年出生,康熙五十二年中进士,他的《南游记》写于其母死后丁忧之时,其文中自叙时间在庚子秋,那就是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而康熙《松江府志》是在康熙二年修的。
李伯重把康熙五十九年的记录放在前面,康熙二年的记录放在后面,两者之间用“不仅如此”来连接,以表明更进一步的关系,这确实蹊跷得很,难道时间在这里居然倒流了?最后一个同治苏州府志,似乎时间顺序还对得上。
我们再去查一下康熙二年的《松江府志》,结果大吃一惊!原来“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这句话的原文明明是记载明代苏州时期的情形,和满清半点关系都扯不上,却被李伯重张冠李戴到了清朝头上。
其原文出自卷五四《遗事下》。我把其相关背景摘录一下:
“崇祯乙亥(也即1635年,崇祯八年),好事者倡议扩城(指扩大松江府城),方知府岳贡,锐于有为,欣然从之,遂命衙官破土,民皆以为不便,……钱机山龙锡贻书止之”
这钱机山龙锡,就是赫赫有名的袁崇焕后台,曾经担任内阁大员的钱龙锡,机山是他的号。《明史》中说他崇祯四年后就“戍定海卫。在戍十二年,两遇赦不原。其子请输粟赎罪,会周延儒再当国,尼不行。福王时,复官归里。未几卒,年六十有八”。
把他说得真是可怜兮兮的,崇祯死后才回故乡。然而从《松江府志》的这段记载来看,这厮分明早就潜回家乡松江华亭了,要不然也是在戍所待遇几和上宾无异,根本不是流放犯的处境,这才可能任意通信,甚至对家乡地方官员指手画脚。
康熙《松江府志》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崇祯八年的时候,有人提议要扩建松江府城,当时的知府方岳贡,也欣然采纳这个建议。结果触犯了当地一大批人的既得利益,钱龙锡就成为了他们的利益代言人,给方岳贡写了一封书信要求终止修城计划。
“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这句话就出自钱龙锡给方岳贡这封书信里的内容,其上下原文是这样的:
“且市井商贾托业不同,水次贸迁,城外为便,使西城果筑,又当移居以就之。苏郡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未闻别议兴筑,何独敝郡偏于民穷财尽之时,倡此劳人动众之说?如民居必在城内,则自东关至华阳桥,阛阓亦四五里,南北两关,亦复栉比,又何独惜于此,而忍于彼乎?”[2]
钱龙锡反对修城的理由有三个,一个是修城就要花钱,钱从哪里来,当然是从大户出。“即持议者之心,亦必知必及于大户也夫。此兴无故之役,以竭其膏髓,大户既穷,小民立槁,固不可为矣”。
怕要大户掏钱是一个理由,但最主要的理由还不是这个,而是城外居民实在太多了,几乎每一寸土地都已经被开发利用
一旦要扩建城池,城墙所经之地的那些居民就要拆迁,这是他们坚决不干的。
还有一点就是涉及苏州的这段引文里说的了,城外从事商业贸易的市民这么多,你就算扩建了,你有办法把他们都包括进去吗?如果根本不可能都包括进去,那为什么要厚此薄彼?扩建城池又有什么意义?
正是为说明这一点,钱龙锡才拿苏州做例子,他说苏州城外的商业区,从吴阊到枫桥,绵延二十里,都没有扩建城池,凭什么我们松江就一定要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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