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面的话
由于一些“历史学家”的偏执与偏心,出现了一个少有的怪现象:中国大陆编写的欧洲历史,远比欧美学者自己编写的欧洲历史要光鲜照人,也就是说,欧洲历史,我们的“专家”的评价,比欧美学者的评价高出N倍。
比如,古罗马,在欧洲专家的笔下,美好的东西自然不会遗漏,而屠杀、战乱、夺权、饥荒、无视科学等等,也无一漏网,总之只有客观的陈述;而到了我们的“专家”手中,罗马只有科学、艺术、法律、强大等等,锦上添花尚嫌不足,似乎如果没有从天而降的祸患,罗马帝国不知会创造出怎样一个伟大的未来。甚至,“专家们”一再不无遗憾地感叹:丝绸之路的没能直接连通“伟大的”罗马,因而使中国与“民主科学”失之交臂。对于中国军队手下败将轻松摧毁罗马帝国,没有一个专家愿意因此做一点对比分析。
再比如,欧洲中世纪,是欧洲人的正宗后裔公认的“黑暗时期”。这时,大部分的王公贵族是文盲,是彻底的粗鄙武夫,欧洲大陆动辄饥荒,瘟疫蔓延,城乡各地臭气熏天脏乱不堪,所谓大城市也不过是中国乡村小镇的规模。这些实实在在的事实,在欧美专家的著作中,俯拾皆是,但是,在我们“专家”的大作中,打着灯笼,也是难以找到的。
又比如,在前些时甚为火爆的《大国的崛起》一书(电视片)中,“专家们”对于发现新大陆、“蓝色文明”津津乐道,至于为什么是西班牙、葡萄牙首先走向大海,始终一声不吭;至于英国“海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西班牙就此一蹶不振走向衰落,到底是为什么,“专家们”同样是一言不发。
其实,中世纪的欧洲,基本不会造海船,更不懂得远程航海技术,仅仅一个小小的地中海,航海权也被阿拉伯人掌握着。长期以来,阿拉伯海盗随意闯入这些欧洲国家抢掠,欧洲国家唯一可做的就是请神父念经祈祷。
西班牙葡萄牙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恰恰是来源于阿拉伯人。因为此前这里是阿拉伯国家,这里的居住着大量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正是从这些人致富的经验,让基督徒懂得了航海、经商是条好路子;正是依靠这些人,基督徒才拥有了远航海船和水手。当西班牙人依靠这些人致富、变强后,便神经错乱地屠杀“异教徒”,使得西班牙从此百业凋敝,就此衰落。
《大国的崛起》说:英国人消灭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所以西班牙衰落了。一个舰队覆灭,就会导致一个国家衰落?那么,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不也就衰落了?舰船没有了,再造就是了;水手没有了,再招收不行吗?问题在于,西班牙因为将能工巧匠阿拉伯人赶尽杀绝了,而基督徒们还没有学会这些。所以,西班牙想不衰落也不行了。
有趣的是,“专家们”说英国因为战胜了西班牙无敌舰队,一跃成为海洋大国,为了自圆其说,不惜隐瞒此战之后英国近百年时间根本没人关心所谓“海军”建设的事实。
如此等等,在西方是历史常识的东西,到了我们的“专家”这里,成为了坚决不谈的“禁区”。
其实,这些禁区,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问题,而是“专家”们自己设置的。他们只有一个目的:西方自古就比中国强。
我不是一个盲目排外的人,也不是什么学者。我只是针对专家们的“著作”中的一些疑问,在西方人的著作中,找到了一些答案,证明了我们的“专家”的虚伪。
我们必须积极地认真地学习西方,因为我们今天落后于他们。但是,西方的崛起,本质上源于启蒙运动。是启蒙运动,促成了现代科学民主的发展进步。而启蒙运动,也不是西方独立的思维成果,而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发酵的产物。
无论彻底地排斥什么,还是彻底地崇拜什么,都是荒唐的,缺少理智的。
盲目崇拜中国传统文化,排斥西方文化,是闭关锁国行为,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在不断学习、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发展形成的。
盲目崇拜西方文化,排斥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另一种闭关锁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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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说“希腊文明”----子虚乌有
古希腊文明,是指在公元前8世纪--前323年间,被称为希腊人的人们 “创造”的文明。此前的几个世纪,称为荷马时期,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为“英雄时期”;此后古罗马时期,称为“希腊化”时期。
希腊文明时期的希腊,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希腊人的地盘主要在爱琴海两岸的诸“半岛”或者岛屿上。
希腊人分成大大小小若干个独立的“城邦”。说是城邦,实际上是一个村庄或几个村庄的联合体,人口不过万儿八千的。他们或农耕或渔猎或商贸,但多以农业为主。为了利益,相互间战争不断。
希腊有两个“超级大国”,为斯巴达、雅典。人们一谈到古希腊,90%是拿这两个“超级大国”来说事,最多的是雅典,因为古希腊的名人大多长居于此。
斯巴达,是四个或者五个村庄的联合体,称霸希腊时,也不过9000户人家,衰落时仅700户,按照平均每户5人计算,巅峰时人口4.5万人左右。因土地较肥沃,故以农业为生。斯巴达是2名国王加上长老会议的政治模式。两个国王分别由两个家族推选产生,权利相等。国王只负责处理日常事务,除非领兵在外,大权始终在长老们手中。
雅典,是4个家族的10个部落的联合体。综合西方各研究者的数据,巅峰时期人口在6.7----17万人之间,取中间值则是11万左右。因土地相对贫瘠,故手工业和贸易较为发达。雅典是9名执政官(起初是1名,后来是3名,最终为9名)、贵族会议的政治模式。9名执政官由公民会议选举产生,轮流执政处理日常事务。军事上还选出10名司令官。但是,大事由400人议事会或者后来的500人议事会议决。
斯巴达和雅典,其规模相当于我国今天的大一点的乡镇。在管理体制上,与我国解放前的农村家族、村庄没多大区别:平时,族长(或庄主)处理杂七杂八的事务,担当调解员的角色,但凡遇上重大事务,则召开家族会议(各房推举的代表)或者村民大会(每家派一名代表)集体讨论决定。直到今天,我们到不少偏远乡村,还能找到这种影子。
显然,这不过是一种部落或者部落联盟性质的村民自治性的组织。这样的环境中,能够独立(这是关键)创造出多大个文明,无异于天方夜谭。最多,比大邱庄、华西村、南街村闹得水声更响一点,但是要想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产生出中科院院士,只能是一种梦想。
古希腊运气不错,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古巴比伦就在希腊的旁边。特别是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西亚,古巴比伦消亡了,亚述帝国兴起;继而新巴比伦诞生,接着出现波斯帝国。这里与南方的埃及、东方的印度、东北面的中国之间,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交流频繁,始终是处于经贸繁荣、科技文化发达的状态。
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明确记载:希腊文字就是希腊人模仿西亚的腓尼基字母创造的。这大约发生于公元前8世纪。和日文来源于汉字一样,今天我们熟悉的26个英文字母,源头就是腓尼基人的字母。
希罗多德还明确记载:流行于希腊的奥菲教义是从埃及传来的。就和基督教的上帝、耶稣来自于中东一样,我们熟悉的宙斯、阿波罗、普罗米修斯等“明星”,本是古埃及人创造并崇拜的神灵。
至于希腊人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科学史家W.C.丹皮尔说:“早期希腊哲学家所搜集到的事实大部分是从外来的来源得到的----他们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尼亚得来的,他们的医学和几何学是从埃及得来的,可能一部分是通过克里特岛。”科学史家乔治·萨顿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
近些年来,西方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发现”,从《荷马史诗》开始,直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都有了大量“模仿”西亚文化的内容。
其实,古希腊人从来就承认:“光明来自东方”。《荷马史诗》的编著者荷马出生于 小亚细亚的士麦那;希腊诗人阿基洛古是帕洛斯岛人;毕达哥拉斯生于小亚细亚的萨摩斯岛;亚里士多德是斯塔吉拉人;高尔吉亚是利昂提尼人;普罗泰格拉是阿布德拉人;提奥 夫拉斯图斯是累斯博斯人;芝诺是塞浦路斯人;特拉叙马库斯是卡尔西冬人;“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也是可斯人……他们都是出生、成长于境外,成熟后回到希腊本土发展的“希腊裔”人。毕达哥拉斯、德摩克里特、柏拉图、梭伦、亚里士多德等都有留学西亚、埃及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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