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志评论（33）
古希伯来语“羯胡”的意思是“犹太”,JEW!究竟五胡乱华时期的羯胡是不是犹太人？
移置犹太精神的黄色先知：洪秀全、孙中山和毛泽东
杨鹏
洪秀全：让孔子、孟子痛哭
当谈及西方文化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时，人们往往会简单认定，“五四”运动时期提出的“科学与民主”，就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的主要影响所在。“科学与民主”，固然是西方文化对中国影响深远的一个方面，毛泽东就嘲笑过“言必称希腊”的现象。但是，仅看到这一层，却有失偏颇。西方文化中的犹太文化，对中国也产生过更为深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却常常被人们忽视。
人们普遍认为，西方文化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内含科学、民主、共和、法治要素的希腊—罗马文化，二是以犹太—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文化。说近现代中国受到“科学与民主”影响，等于说中国受到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影响。犹太—基督教文化以上帝、选民、救世主、善恶之战、天国降临为特征，是不是这样的宗教精神要素对中国较少足够影响呢？情况正好相反，近现代中国百年史，犹太—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的冲突和改造，在很大程度上要高于希腊—罗马文化。也就是说，犹太—基督教精神结构对近现代中国现实政治的影响，可能要比希腊-罗马文化“科学—民主”的影响还要深远一些。这样的说法，可能与常识有一定距离，但并非全无道理，因为从思想层面看，近现代中国占主流的政治文化精神，根源就在犹太—基督教文化中。近现代中国，有三位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人物，他们是洪秀全、孙中山和毛泽东，而他们都深受犹太—基督教文化精神的深刻影响。我们先来看看让孔子、孟子痛哭于九泉之下的洪秀全。
1836年春天，20出头的洪秀全到广州参加府试考秀才，遇到有人散发一本叫《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洪秀全拿到一套。这本宣传基督教的十余万字的小册子，就这样开始改变洪秀全的命运，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劝世良言》是一本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启蒙通俗读物，作者是一位叫梁发的中国人，他是基督教新教的首位华人牧师。此人雕版工人出身，文化不高，撰写了多种通俗性的布道读物。《劝世良言》中的一半内容，摘录的是当时的中译本《圣经》（1824年出版的《神天圣书》）部分原文，另一半则是梁发针对中国的国情阐述的教义，内容涉及创世说、原罪和救赎说、天堂、地狱和末日审判说等一些基督教最基本的神学内容。梁发强调：“神天上帝独真、独尊、独威的绝对性，而其它一切宗教的神灵、偶像都属于被清除的邪门歪道。若崇拜它们，便将获罪于上帝。”《劝世良言》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民间宗教和巫术风水之类文化进行了抨击。洪秀全拿到此书之初，并没有开始阅读，而是把它留在了自己的书架上，一放就是6年多。1843年，一位朋友来访，拿起了那本在书架上搁置己久的《劝世良言》，这才忽然引起了洪秀全的注意，他当下打开翻阅。这回洪秀全有了特殊体悟，决心皈依上帝，“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以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洪秀全相信受了上帝启示，自己受上帝派遣，前来消除人间妖孽，建立太平天国。他砸了本村孔子牌位，开始出门传教，加入并改造了“拜上帝会”，并很快成为领袖。1847年，洪秀全到广州，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得到全套《圣经》。“拜上帝会”公开宣称信仰上帝，信奉基督，认同《圣经》，以清除妖邪鬼卒，建立太平天国为已任。洪秀全有一些颇有意思的看法，他认为，上帝是全人类的上帝，并不仅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中国夏商周三代，都有拜上帝的传统。秦汉以后，偏离上帝，走了邪路，历朝历代君王，皆为恶人妖邪。太平天国，是将中国历史转向上帝引领的正路而已。
从1851年太平军开始起义到1868年彻底失败的17年间，太平军军锋所及之处，扫地荡尽遍布中国的孔庙。太平军不仅砸孔庙和孔子牌位，毁烧儒教书籍，还编出不少“上帝骂孔子”的戏剧，到处演出。这是前无古人，但后有来者的大规模打倒孔家店的运动。
因为太平天国失败了，所以现在的基督教人士，往往不愿承认洪秀全与基督教的内在关系。但从洪秀全的著作和太平军所作所为看，太平天国的基本价值观，毫无疑问是从基督教来的，是被中国化了的基督教。
享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一书中称，21世纪的世界政治格局，将以各文明体为边冲突边界线。但从太平天国的历史来看，享廷顿过于相信各文明体的内部统一性了。最通常的文明冲突，也可能不是发生在文明体之间，而可能发生在各文明体内。各不同文明要素的相互渗透造成的文明体内的冲突，可能才是文明冲突更通常的表现形式。
基督教从犹太教脱胎和改造出来，但它的基本思想要素，并没有超越犹太教的范围。因此我们可以说，犹太文化支配了洪秀全，洪秀全支配了太平军，太平军影响了全中国。我们可以说，太平天国，是犹太—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一次大规模突进，没有最终成功。成则王侯则者贼，太平天国失败了，就被文人们骂为邪教王国。成败之间，历史的偶然性太多。如果太平军成功了，结果会如何？
孙中山：打断白帝神像胳膊，把关公像扔进侧所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死于南京。两年后的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从1897年至1892年，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和香港的教会学校上学，受基督教影响很深，并在美国檀香山已加入了基督教。孙中山加入基督教的行为，受到哥哥孙眉反对，孙眉要求他多学国学。1883年夏，孙眉强行将孙中山送回国。但是，回到家乡后，孙中山却与好友陆皓东干出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他们进到村里的北帝庙，打断了北帝偶像的一只手，并毁掉的偶像三具，还对 前来围观人说：“现在你们看见这样的保护乡村的神道了，我折了他的手指，他还照旧笑，这样的神道来保护我们的乡村？！” 事后乡里大兴问罪之师，将孙中山逐出乡里。孙中山被迫离乡赴香港，入香港拔萃书院读书，热心于基督教传教工作。
孙眉获悉孙中山在乡间破坏神像及热心教会工作，来信斥责，扬言“苟不速与基督教割绝，绝不复寄银资助之” 。并令孙中山再赴檀香山，兄弟俩在姑刺农场见面，孙眉大发雷霆，又骂又打。但孙中山并不听话，他跑到孙眉书房，将悬在壁上的关帝神像取下来扔进了厕所。庄政在《国文革命与洪门会党》一书中说：兴中会成立时，孙中山“率先宣誓，将左手置于开卷的《圣经》上，高举右手，恳求上卷明鉴，以示矢志革命，卒底于成”。 又据陆皓东之侄陆灿回忆，在一次兴中会入会宣誓仪式上，“孙博士第一个宣誓，把他的手放在《圣经》上，请上帝为他的誓言作证，其他人旋即照办。” 孙中山曾说：“建国之基础在於心里，要除旧更新，必须敬畏上帝。”
曾经影响过洪秀全的犹太文化精神，再次影响了孙中山。由于孙中山信奉基督教，中国政治变革再次与基督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没有不排它的一神教。稍有基督教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高度排它性的，凡信仰基督教者，对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和中国传统习俗，不会有什么好感。但总的来说，孙中山一生中，并没有表现出洪秀全那样强烈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决绝的态度。刚建“立兴中”会时，孙中山常在公开场合推崇洪秀全，要求大家注意研究太平天国的历史，因此曾被同志们称为“洪秀全第二”。但在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他并没有继续他年轻时打断白帝神像胳膊和把关公像扔进侧所的那些举动。他对传统文化采取了与洪秀全不同的态度，他尽可能地进行利用。他从中国文化中选取各种大众熟悉的语词，如“天为为公”、“共和”等，加以自己的新解读。我们对他这样的行为，我们大体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解释，
其一，他吸取了太平天国文化政策的教训。谁都知道，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为代表的读书人对太平天国否定和摧毁儒教的彻底反对，是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的重大原因之一。
其二，他必须适应受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和话语熏陶的民众。他必须按中国民众所习惯的方法来进行政治动员和组织。处于这种矛盾困境中的人，最自然的办法就是“旧瓶装新酒”，用旧概念装上新价值。孙中山将“天下为公”的旧瓶子装上“三民主义”的新内容，即是如此。
其三，“三民主义”主义以“民族、民生、民权”为内容，第一条就是“民族”。从孙中山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的“民族”，主要讲的是民族的平等，是平等价值观在民族关系上表现。但在具体政治活动中，民族主义与民族传统文化应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对洪秀全和毛泽东来说，为了民族的利益，应首先应当摧毁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取其精华。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可以意味着消灭或改造民族文化。但是，从常理来说，一般民族主义者，应当热爱民族传统文化。孙中山显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批判者，但显然也不是什么热爱者，他“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不是一个文化概念，也就是说，孙中山不是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对当时仍作为中华民族主流价值的儒教，孙中山没有公开表达过多少正面或负面的评价。但孙中山对儒教的真实态度，我们也许可以从宋庆龄1937年发表的《儒教与现代中国》中猜测一二，那里面说：“孔子学说是彻头彻尾地封建的、专制的。”如果孙中山对儒教有好感，恐怕宋庆龄不会如此直接地攻击儒教。在《武昌日知会与耶教之关系》中，孙中山倒是曾经明确提出过他的文化政策，说是“要用基督教作为一个基础，建筑一个新的文化”。
孙中山是坚决和顽强的，但在他的眼神中，有一种特有的忧郁。这种忧郁，大概是因为他的价值理想与政治行动总处于不断的冲突之中。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临终前，于病榻上口授了遗嘱，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斗争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
孙中山以这样的遗嘱，注解了自己。面对孙中山这样的遗嘱，我们不得不重新理解他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句名言了。
无论孙中山思想有多复杂，无论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多深，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孙中山是一位基督徒。海内外中国人有一位基督教国父，这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还是第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