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洪志评论(30)犹太人发动的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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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志评论(30)犹太人发动的鼠疫

1347年夏末秋初,一场罕见的瘟疫从地中海的西西里和科西嘉等岛屿登陆欧洲,短短数月时间便席卷了中、西欧全境,所到之处,人畜多亡,哀鸿遍野,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它不仅带来了巨大的死亡,锐减了欧洲人口,还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动摇了罗马教会.

横扫欧洲大陆的病魔直到1351年才渐渐收敛了淫威。这场史无前例的瘟疫现在叫“流行性淋巴腺鼠疫”,俗称“黑死病”。虽然尚存争论,但医学研究倾向于黑死病的病原是鼠疫杆菌,即一种通过跳蚤在老鼠与人之间传播的细菌,它传播速度快,毒性极强,能迅速置人于死地。

黑死病夺去了欧洲约1/3人口的生命。虽然犹太人也难免被殃及,人们惊奇地发现,欧洲犹太人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比其他民族低得多。现代世界舆论把这个归结为犹太人的卫生习惯好,可是,大规模的瘟疫,仅仅凭一个卫生习惯就能躲过去吗?比如SARS,我们中国当年是怎么严防严治才度过难关的。


是的,恰恰是犹太教巫师,造成了这场大瘟疫!最开始揭开这个秘密的地方是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就是今天瑞士日内瓦附近的小城西恩。根据史料记载,1347年,这个小镇抓住了一个在水中放毒的犹太人。而且根据医生的检验,正是这种毒导致了黑死病的大肆蔓延。最开始,这种说法还只是一种臆测。但是,到了第二年的秋天,这个犹太人向当局招供了,承认自己投毒的全部罪行。这个犹太人名叫阿济迈,是小镇西恩的一个药剂师。他在法官面前坦白说,自己是在犹太拉比的命令下,用蜘蛛、青蛙、蜥蜴、人肉和基督教堂里的圣餐等,配制成毒药,然后分发给其他犹太人,投放进小镇的水井和河流里。还指着《旧约》发了恶毒的誓言。

审判的消息很快就传播开来,小镇的居民都震惊了:原来害死那么多人的,竟然真的就是这些的犹太人。消息传出,各地的证据都不断的找到!整个欧洲都震惊了!

1128-1394年,法国先后六次大规模地驱逐犹太人;1290年英王下令驱逐境内所有的犹太人;1485-1492年西班牙、葡萄牙又掀起驱赶犹太人的高潮;1492年西班牙驱赶全国的犹太人,禁止所有的犹太人在西班牙生活,违者就会被处死。欧洲人持续那么多年的反犹太,难道是无缘无故的?

可是,这方面的研究,在当今,是绝对的禁区!包括犹太人用基督徒血祭犹太神、犹太吸血鬼呀这些事情,都绝对禁止研究。我们能找到的资料已经很少了,犹太人为什么要消灭这些文稿记录?为什么?

这场鼠疫,跟300年后满清入关前明朝遇到的鼠疫是什么关系?满族人是否从犹太人那里得到了发动鼠疫的技术传授?今天,犹太人能研制出SARS这样的生物基因武器对付中国人,其实这是有前科的。

在世界历史上,鼠疫曾发生三次大流行,死亡人数数以千万计。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从地中海地区传入欧洲,死亡近1亿人;第二次发生在14世纪,波及欧、亚、非;第三次是18世纪,传播32个国家。14世纪大流行时波及中国。1793年云南师道南所著“《死鼠行》”中描述当时“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拆堵”。充分说明那时鼠疫在中国流行十分猖獗。

犹太人与匈奴人是什么关系现在学术界还在研究中。

21世纪,人类可能面临的战争形态是不对称战争。利用某些种类的新、危病毒进行生物战争,可能成为这种战争中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战争手段可以在隐秘的条件下采用,并可以在短时期内,给对手造成经济、政治和生命的严重破坏。对此,中国人已有必要引起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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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此事件关系西汉后期,以至两汉魏晋数百年历史,影响至为深远。但迄今从未被史家所论及,兹综括史料,简述如下。
  
  我在编制《汉武帝年表》时曾注意到,征和四年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中说:几年前匈奴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秦人(按此即西语china即“秦人”之称的起源),(希腊人科斯麻士《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希腊称中国为秦尼策国(Tlinitza),又称秦尼斯坦(Tzmista)。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叙利亚文称中国为秦尼斯坦(Tzinsthan)。数名皆同一语源,由海道传播至西方者。(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53—54页)此即英文chinese秦尼斯之语源。)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而所捆缚的这些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法术的马匹。所谓法术,当时称为“诅”或“蛊”。实际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汉地所没有的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关后,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时代汉匈战争之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
  埋牛羊如何能阻挡汉军攻势呢?原来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诅”过的,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上述资料参看何新《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第428页。)这种生化战的后果,《史记》、《汉书》未作详述。但《通鉴》记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对当时军队战斗力影响之大。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谜。但是《汉书》本传记:
  “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则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疾疫。这位年轻将领一向体魄壮健,剽勇过人。远征归来后,突患暴病而夭折。现在看来,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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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后期,国中已数起大疫。由于当时人认为,来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诅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对胡巫的警惕。天汉二年秋,下诏“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专使钦差“直旨绣衣使者”纠察胡巫。这也是引发后来“巫蛊之祸”的来源。
  巫蛊之祸,是发生于汉武帝晚年一次严重的宫廷变乱,其直接目标是搜寻和打击致人病蛊的胡巫。但由于扩大化,株连甚多,引发了激烈的宫廷政争,这场变乱最终导致武帝心爱的儿子、储君卫太子刘据之死难。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认为这也是由于匈奴搞生物战所间接引发的一次重大政治事变。(此事请参看本书《论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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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奴(胡巫)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为“伤寒”。这种“伤寒”有两个病征,一是因发高热而苦寒,《黄帝内经》热病篇:“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一 是患者体有斑瘀(所以称为“伤”),死亡率很高。(所谓“瘟疫”,即瘟病,瘟也是发热的意思。)
  由于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开始,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二百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10—20年的周期反复发作,频频不已,绵延不断。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变化。东汉末名医张仲景总结治疗疫病经验写成名著《伤寒论》,就是从中医学上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西汉后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绿林起义引爆的社会动乱,原因除当时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外,与大疫的流行也有关系。总体来说,当社会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响社会安定。但在社会危机时期,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至东汉后期,疫情再度频繁发作。
  特别是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国中屡发“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对军事的影响已见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称:当前“天象异,地吐妖,人疾疫,”可能会引发社会变乱。这一预言不到二十年就应验了。桓帝死后,灵帝时代大疫又于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爆发流行。
  其中尤以灵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的大疫最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趁民间大疫流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其徒党诡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烧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间,天下响应。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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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黄巾起义,中经三国分裂,直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重新统一中国为止,战乱分裂绵延持续八十余年。而在这期间,瘟疫仍然反复发作不已。
  东汉末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悲沉地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经年以
  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意谓“我的家族人多,二百余口人,自建安元年以来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
  战乱与疾疫,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锐减。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统计全国人口五千六百五十万。仅八十年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统计,全国人口仅有一千六百余万,锐减去四分之三)。毛泽东曾注意到汉末三国时期中国人口的锐减情况,云“原子弹不如刘关张的大刀长矛厉害”。其实,导致这一时代中国人口锐减的更重要原因并不仅是战争,而是饥荒和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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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当时人称为“伤寒”的这种流行瘟疫究竟是什么疫病,这一点过去史家无所论及。但从有关史料看,这种疫病发病急猛,致死率很高。病的主要特征是高热致喘,气绝而死。一些患者体有血斑瘀块。(故称为“伤/疡”。)
  根据史料所记述的疫情特点:(1)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2)起病急猛,高热,(3)患者体有出血瘀点,(4)具强烈传染性;似可以推断当时流行的这种“伤寒”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一是鼠疫,二是流行性出血热。笔者窃以为当时东北中国流行的主要是后者,但此病基本未过长江。盖大江阻隔了老鼠也。
  流行性出血热(EHF)又称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组由动物性虫媒病毒(特别是鼠类)引起的传染病。以高热、出血(体有出血斑点)和休克为主要临床特征,病死率相当高(40%—50%)。(“出血热由汉他(滩)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称为汉滩病毒肺综合症,英文缩写为HPS。”)
  现代医学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仓鼠)。但临床上已查出30种以上动物可自然携带本病毒,除啮齿动物外,一些家畜也携带EHFV,包括马、家猫、家兔、狗、猪等,证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却很少发病,而只是通过接触将瘟疫传给人类。
  我们可以设想,匈奴将马匹和牛羊尸体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诅”、“蛊”)后,将动物或动物尸体施放给汉军。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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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疾的流行引起东汉末民间道教与王室贵族中佛教的盛行。实际上,在中国早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时,都是作为一种医道和长生道而被信仰的。
  道教本起于战国后期东齐海滨方术士的民间信仰。(陈寅恪观点。)西汉时期与黄老哲学及导引吐纳养生方术相结合,仅流行于贵族中。汉武帝尊儒而贬黜黄老,黄老之术降入民间。在东汉后期,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张陵、左慈、张鲁等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传布“太平清领书(《太平经》),使其逐步发展为道教。与黄巾的“太平道”一样,其在民间的流传与当时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关系。
  浮屠(佛教)于战国末已传入中土,但其立教并开始流行于上层精英中,或始于元狩二年三月。霍去病远北匈奴,可匈奴祭天所获休屠王祭天金人,有人认为是金佛象。带到长安后,武帝诏于甘泉宫中为立祠(敦煌莫高第323窟有此事绘画)。后汉明帝时期。东汉后期,精英贵族中(当时称为耆旧俊彦)已流行崇信佛教。当时人认为,“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也是一种养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致楚王英诏书: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洁斋即洁静服素守斋,是一种养生保健之道。在东汉末桓灵时代的疾疫流行时期,汉桓帝亦于宫中设立黄老浮屠之祠。“自永平以来,臣民已多有习浮屠术者,至桓帝,方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渐盛。”
  我们应注意到,早期佛教的传入,不仅包涵着经、教、学、法的传入,也包涵着古印度医学和医术的传入(汤用彤曾论之)。桓帝时在洛阳传佛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佛学大师,也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名医,所以信徒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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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打赢了强大的匈奴

匈奴,统一的中原王朝面临的第一个游牧民族外敌,凶残好战,强大无比。公元前202年,汉高祖统一中原,建起大汉帝国。大汉王朝对外第一仗便是匈奴,结果高祖32万步兵被匈奴40万铁骑围于白登,最后只能靠贿赂单于阏氏,走夫人路线才得脱身,汉朝险些四年就灭亡了。之后的高祖,吕后,文帝,景帝七十多年里,都只好采取和亲纳贡的求和方式。 四世纪,被汉武帝打败的一支匈奴残兵败将来到欧洲,在大王阿提拉的带领下,打败哥特人,击败日耳曼人,灭了东罗马帝国。最后欧洲人给阿提拉贡献了一个绝色的日耳曼美女,新婚之夜这个美女暗杀了阿提拉,欧洲靠这个女荆轲避免了灭顶之灾,至今阿提拉都被欧洲人成为“上帝之鞭”,匈奴人给欧洲人带来了持续两千年的恐怖。

猖狂百年,不可一世的匈奴人,终于遇上了他们真正的对手,汉武大帝。经过文帝、景帝的苦心经营,汉朝国力大增,是武帝能够打败匈奴人的经济基础;卫青、霍去病两位颠覆传统战术的少壮派将领的崛起,使得武帝有了对抗匈奴人的有效战略,不过汉武帝最终能打败这个野蛮强大的民族,最终靠的还是对当时高科技武器的开发使用,可以说汉武大帝时期的汉朝军队,已经在武器装备上领先了匈奴人至少五百年。

作为生存环境恶劣的游牧民族,匈奴人三岁能骑马,五岁能弯弓,成年后能和牛摔跤,在飞奔的马背上射落天下飞鸟易如反掌。对于匈奴人来说,他们的生产和战斗是一回事,这些战场上的杀人技能他们从小就在练,所以匈奴不但是全民皆兵,而且每一个成年男子都是合格的武士,不把这些骑射功夫练的如火纯情他们就没法生存。对于农耕为主的汉族人来说,战场上的技能只能是后天练出来的,显然成年后开练的汉军士兵远不比不了从小就刀头添血的匈奴武士强悍,比快马弯刀汉人绝对不是匈奴人的对手。因此汉武帝当时要只想着靠提高士兵的战斗素质,显而易见是打不过匈奴人的,高祖时代便开始的一系列战场惨败便是最好的证明,为了提找大汉军队的整体战斗力,只能是从武器装备上入手。
为了能抗击匈奴,汉武大帝首先重视的是对汉军军马的大规模繁衍。道理很简单,人家匈奴都是骑兵,汉军在之前基本都是步兵,两条腿再快也跑不过四个蹄,军队机动能力不够永远都会出于战略上的被动。汉军占据了战场主动,匈奴人只要策马后腿你就怎么也追不上人家,打赢了没法消灭其有生力量;而如果汉军打败了,步兵想撤退也跑不过骑兵,你只要战场失利就只能等着全军覆没。在这个基础上,汉武帝在大规模抗敌前几乎动全国之力为汉军培育出了上百万匹军马,这些马匹完全取自于西域品种,甚至在生理性能上超过了匈奴人的军马,汉军装备了军马有了足够的机动性,匈奴骑兵之前所具备的先天性优势被抵消掉了。

用良种培育几乎解决了部队机动问题后,汉武帝又开始了对汉军远程杀伤性武器的开发研制。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的战斗中,绝不是想电视评书里表述那样兵对兵将对将的厮杀肉搏,在人数不占有的前提下,游牧民族打仗基本不和对手直接交锋,都是用骑射高超的特殊技能远程杀伤对方。汉军冲过去,匈奴骑兵或游离于汉军两翼射杀,或边撤退边射杀,这些匈奴骑士在马上射飞鸟都易如反掌,那么射地上的汉军士兵命中率可想而知。而对于汉军来说,想直接与对手拼杀又追不上人家的骑兵,射箭又没有对方射的远射的准,因此往往是还来不及和对方直接接触便被对方射的伤亡大半溃不成军了。当汉军被射杀的阵型散乱时,匈奴人这才快马弯刀冲杀过来,已经形不成整体作战能力的汉军此时也只能面对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了。

想把士兵练的比匈奴人骑射本领还高是不可能的,汉军只能是靠提高装备的水平来抵消掉这一天生劣势,首先汉军的骑兵使用了强弩,后来又采用了连弩车。汉军的强弩动力部分已经不再是木质的了,而是直接采用了铜质弩,因此汉军的奴射程不但比匈奴人的弓更远,而且杀伤力大大提高,更关键的是弩是待机而发,汉军弩骑兵有了足够的瞄准时间,可以在瞄准目标后以最适合的时机把弩箭射向敌军。同时汉军又采用了连弩车,这种威力更大的弩箭装在战车上,弩机需要用绞机才能张开,其射程威力在当时相当空前,能直接射杀对方骑手不说,射到战马都能将马射死,而且这种弩车上的弩箭是多支一起射出的,精于马术的匈奴人想用蹬里藏身之类的马上技能避开都不可能。

除了武器上的更新换代,汉军在防护装甲上也大大提高,当时的汉军骑兵普遍装备了锁子甲,而当时匈奴骑兵的箭头很多并不是铁做的,而是用鱼骨磨制出来的,这样的箭头打猎时极其有效,但后来已经射不穿汉军的锁子甲了。匈奴人的箭射不穿汉军的盔甲,而汉军同时用具备了更强的远程杀伤弩,匈奴骑兵干脆就成了汉军的靶子,在后来的战斗中汉军对战匈奴多次以少胜多,可以说这样的先进装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之前汉军往往是数倍于匈奴也率吃败仗。

此外汉军的近程武器也有了空前提高,在冶炼技术不断进步的前提下,当时汉军骑兵的双手大铁刀长达一米二,而冶铁技术不发达的匈奴人拿的弯刀长度重量都远不能比,两骑相错共同挥刀时显然匈奴人已经处于了绝对的劣势。此外在其他种类的兵器上汉军也都处于了绝对上风,床弩、巨型投石机这在当时都算的上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了,在这样的超远程武器攻击下,匈奴骑兵终于也到了冲不到汉军阵前便被成片击杀的劣势中。

现在的人们一说古代战争,似乎就有一种印象,就是游牧民族孔武有力,中原士兵一对一不是对手,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

在汉武帝之前,汉军单兵能力就是远远强于匈奴的,晁错《论兵事疏》就说得很清楚;在汉武帝之后,斩杀郅支的奇人陈汤更是明确指出“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今颇得汉巧,犹三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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