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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孔府《桃花扇》-中国第一汉奸剧 [打印本頁]

作者: 斜月三星    時間: 2014-2-14 02:22     標題: 孔府《桃花扇》-中国第一汉奸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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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2-13 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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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府《桃花扇》----中国第一汉奸剧

本文是专门为帮龙腾打儒教所作。

首先,李香君“生是大明朝的人,死是大明朝的鬼”,是60年代改编《桃花扇》的剧本,整个桃花扇中都没有这样的话。

真实的《桃花扇》宣扬“桃花扇底送南朝”,宣扬清代明乃是以有道伐无道,是天意,是顺应潮流和人心。《桃花扇》中多有为满清暴行辩护之辞,和为孔家涂脂抹粉。《桃花扇》并非满清禁剧,而是人人必看的满清官方教育剧。

康熙三十年,孔尚任作《剃头》诗,首句“昔人裹网巾,难以鬓毛敛”,便是说明朝的网巾不好看,不如头发剃掉,“我生圣世初”句,强调自己的出生于清朝是盛世,“日日自防检”句,提醒自己不可有所越轨。剃头本是很平常的生活小事,但在清代,却成了头等大事。孔尚任不仅按清朝统一发式剃头,还行之诗句,传阅他人,好象不只是在提醒自己呀。他还有说汉服不如马褂好看的诗句。

平时孔尚任温文尔雅,很象诲人不倦的孔夫子,一旦清朝统治受到威胁,他便跳起来了。康熙二十七年,楚省发生大起义,孔尚任写了《闻楚警》《戡定》《丁廉使》《乱定》等诗,一方面对“中外升平”“尧天下”发生“叛乱”表示惊讶,另一方面对“叛乱”者表示轻蔑之意,指责他们“不知域中主”、“大义耳不闻”,与清廷对抗无异于“螳臂”挡车,“横尸”“江边”真是活该。同时,孔尚任对“圣主”、“戡乱才”表达了十足的信心。

满清入主中原后,设了一个重要骗局让汉人承认其统治:满清之天下,得自李自成,是为明朝报仇。
所以满清皇帝厚葬崇祯,并且从文艺角度做了很多安排,很多戏曲,孔府《桃花扇》就是其中的上乘之作,在孔府的教育下,汉人只恨李自成,不恨满清。满清巧妙的扭转了汉人恨的方向,孔府在其中居功至伟。

孔尚任写《桃花扇》是反清吗?不是,它只是反李自成的,反李自成、吹捧满清,是清廷重要的宣传策略,孔尚任则是这条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简述孔尚任身世:
(1)顺治五年九月十七日,孔尚任出生于山东曲阜的“湖上”(今属曲阜南辛镇),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父亲孔贞璠是个举人。
(2)孔尚任八岁至二十岁,在曲阜孔庙西侧的四氏(孔孟颜曾)学宫读书,接受了系统的封建教育,中了秀才。三十岁时,父亡,家道日衰。
康熙十七年赴济南乡试,不中,不久住进石门山。
(3)二十年,典卖田地,捐纳国子监生。
(4)二十一年秋,应衍圣公孔毓圻之请,出 山为其夫人治丧。之后又被请到“祖庭”孔府,修家谱和《阙里志》。
(5)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第一次南巡的康熙回程到曲阜,孔尚任在诸生班跪迎,傍晚,奉旨到行宫请安。
(6)十八日,康熙同百官听孔尚任讲解《大学》首章和《易经》首章(《易经》讲义),“天颜悦霁”。在游观孔庙、孔林中,康熙三问孔尚任年龄身世,全部礼仪过后,谕曰:“孔尚任等,陈书讲说,克副朕衷,著不拘定例,额外议用。”
(7)二十三日,送康熙至德州。
(8)十二月初一日,孔尚任正式被授予国子监博士。
二十四年正月十八日,乘传进京“索米长安”,
二十八日,正式就任国子监博士。“乙丑三月二十八日孔尚任私记”《出山异数记》,详细记述此前经历。

孔尚任只不过是一个康熙的狗奴才!

三十八年六月,《桃花扇》书成。一时间,“王公荐绅,莫不传钞,时有纸贵之誉”。康熙也索取“甚急”,于已卯秋夕“进之直邸,遂入内府”。
三十九年正月,初演,至三月上旬,此剧已独占鳌头。此时,孔尚任晋升为从五品的户部广东司员外郎。
三月中旬,被罢官。但孔尚任罢官后,《桃花扇》仍上演不缀。

(一)《桃花扇》本身就是清廷康熙皇帝意旨的作品。

在康熙甲子八月(康熙二十三年),这年九月,康熙首次南巡,到达南京,拜谒孝陵,见到残破不堪的“明时故宫”大为感慨,作《过金陵论》一文道:“道出故宫,荆榛满目,昔者凤阙之巍峨,今则颓垣残壁矣!……顷过其城市,闾阎巷陌未改旧观,而宫阙无一存者,睹此兴怀,能不有吴宫花草、晋代衣冠之叹耶!”又曰:“万历以后,政事废弛,宦寺朋党,交相构陷。门户日分而士气浇漓,赋敛日繁而民心涣散。闯贼以乌合之众,唾手燕京,宗社不守。马阮以嚣伪之徒,托名恢复,仅快私仇。使有明艰难创造之基业,未三百年而为丘墟,良可悲乎!”康熙认为,明之所以亡,是亡于腐政,亡于闯贼,亡于权奸,亡于内争(门户)。又曰:“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有国家者知天时之可畏,地利之不足恃,兢兢业业,取前代兴废之迹,日加儆惕焉,则庶几矣!”康熙在这里也是大发兴亡之感吧。在他的立场上,兴亡之感的落脚点是为清廷服务。

同年十一月,康熙到曲阜祭孔,特简孔尚任,次年正月,孔尚任乘传进京“索米长安”,进入他孜孜以求的仕途。《桃花扇》中的老赞礼自称康熙甲子年九十七岁。这年是上元之始,术数家以一百八十年为一周,其中分上、中、下三元。上元之前是下元,下元六十年,从康熙甲子年往上数六十年则为崇祯甲申年或顺治甲申年,正是满清代替有明之时,是“新纪元”的开始。若把老赞礼年龄扣去六十年,则他为三十七岁。对照孔尚任年谱,他三十七岁那年正是康熙甲子年。

《桃花扇》最后创作阶段,即康熙三十八年,孔尚任正任户部福建清吏司主事兼宝泉局监督之职,宝泉局是清政府铸币机构,是国家的财神,是名副其实的“财神一转”。所以,〈余韵〉眉批:“赞礼为谁?山人自谓也。”现在看来简直是多此一举。

孔尚任在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偶笔”:“《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於何人?败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小引〉)过了十年,“漫书”:“权奸者,魏阉之馀孽也;馀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小识〉)虽是偶笔漫书,却和康熙《过金陵论》对明亡尤其是对弘光政权覆灭原因的归结一模一样,连遣词用语都差不多。这是巧合吗?

(二) 孔尚任的明亡观

明朝亡于何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时间问题,而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那时清廷不承认崇祯死后的南朝是正统,否则就没法宣扬打李自成为明朝复仇了。孔尚任《桃花扇》在这个问题上与清廷保持高度一致。

(1)在清朝入主中原之初,为了转移怀有亡国之痛的人仇恨的视线,稳固清廷在中原的统治,官方大肆宣扬李自成推翻了明王朝,清军入关乃是平定李自成之乱,为明朝报仇。顺治元年七月,摄政王多尔衮在致史可法的信中声称:“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此论调无疑是在为清廷入主中原辩护,但从中透露出了清廷对明朝正统地位讫于崇祯十七年的论断,李自成入京之日,即是明朝灭亡之时。

次年六月的《平南恩诏》也称:“本朝立国有年,幅员既广,醇朴为治,无意兼并。向来疆场构兵,本欲立归于好,不期寇凶极祸,明运永终。于是整族入关,代为雪耻。”又一次明确了至崇祯十七年明朝已经灭亡,明的正统地位就此结束。由于认定明朝的正统完结于崇祯朝,此后建立的南明各政权也就无正统可言了。对此,上述文件都讲得很明确。前者称:“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敌国。”后者称:“南中乘衅立君,妄僭尊号,罔闻国恤,亟行乱政,重困人民,负四海不义之名,阻东南向化之路,朕用是夙夜只惧,思救梵黎。故西贼既摧,旋命南伐。”顺治元年十月,又发布檄文,严申“擅立福王”是“王法所不赦”,定将问罪征讨。所有这些都称弘光政权的建立是非法的。[4](P88)


(2)在这个问题上,孔尚任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与康熙保持高度一致。

康熙二十八年,孔尚任作《拜方正学先生祠》诗,有云:“祖灵不凭孙,臣骂即天讨。一死十族夷,万古伦不倒。……靖难北还燕,已失明大宝。何待甲申年,眼泪滴遗老。”
康熙三十年,作《大海潮小吟蝉两琵琶歌》,有云:“……可惜沦落在市尘,四十八年尘渍黑。……造者前王毁者谁?甲申三月遭流贼。”
从这两首诗可以清楚地知道,孔尚任是断明亡于崇祯朝,亡于甲申年。第一首侧重于指明明朝靖难之役后正统根基不稳,最终亡国。第二首最后两句特别扭,于全诗来讲完全是画蛇添足,因为“四十八年”句已经是指甲申之乱了。孔尚任之所以要这么写,纯粹是为了指明甲申之乱与大清无关,而将李自成农民军定为造成动荡的罪魁祸首。

清朝官方对明代正统终结问题的论断以乾隆三十一年为界,明显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持崇祯朝明亡说,后期持弘光朝明亡说。至于为何后来改为弘光朝明亡说,这又是高深民族政策计谋。

(3)孔尚任不视南明为明朝

清初反清人士都知道明朝血脉并非从崇祯就断了,从南明反清,孔尚任则不然。

《桃花扇》涉及到崇祯、顺治、康熙、弘光四个皇帝,其中弘光是出场人物,自报家门:“去年贼陷河南,父王殉国……今乃甲申年五月初一日。”(〈设朝〉)老福王朱常洵在崇祯十四年辛巳正月二十日被李自成捕杀。连父死国亡的时日都搞混了,自然是个昏君。他的“一椿心事”不是军国大事,而是“脚色尚未选定,万一误了灯节,岂不可恼”,他的“中兴”大业就是征歌评戏。(〈选优〉)弘光不仅将军国大事全抛到脑后,而且被阮大铖玩于股掌之中。他出奔时犹不忘嫔妃。“寡人只要苟全性命,那皇帝一席,也不愿再做了”。(〈劫宝〉)皇帝于国于家无望,还能指望谁来完成中兴大业呢?这不由让人想起吴伟业《秣陵春》传奇中的李后主:“就是孤家,社稷江山都不在意。”还有《临春阁》杂剧中的陈后主:“今日得贵妃做词学近臣,冼氏任边关大将。你两人一为我看详奏章,一为我巡视山河。朕日与二三狎客,饮酒赋诗,好不快活也!”自然地,他们都落得国败身亡的下场。于作者讲,剧中的皇帝都不是当朝主子,没有被砍头的危险,要写成明主或昏君且随意。弘光不过是失势的无正统性的皇帝,孔尚任把他写成纯粹的昏君又何妨,从这个角度上说,孔尚任并没有比“权奸误国论”者走得更远。

〈本末〉云:“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南朝的问题。崇祯朝灭亡后,还有弘光、隆武、肇庆、永历等朱氏政权,性质是一样的,清初反清人士大多拥护它们。〈余韵〉出眉批云:“三百年之君,始于明太祖,终于宏光,三百年之臣,始于魏国公,终于皂隶,皆狗尾也。”弘光是狗尾,写弘光朝亡,就说是南朝亡,也正说明了孔尚任不视弘光为正统。回头看〈劫宝〉尾评,黄得功说明朝天下送在他手里,是从他“心在宏光”这个角度出发的。

(4)孔尚任感谢大清奉天承运
   
   而孔尚任则很明确地持崇祯朝明亡说,与清政府保持一致。明亡于崇祯朝,崇祯亡于闯贼,清灭闯贼得天下,是奉天承运,百姓应该支持的。果然,剧中就有人感谢大清了。
这个人是张薇,即“归结兴亡案”(〈先声〉下场诗)的张道士。他在〈闲话〉出先说三月十九日流贼攻破北京之后的惨况,接着说:“谁想五月初旬,大兵进关,杀退流贼,安了百姓,替明朝报了大仇;特差工部查宝泉局内铸的崇祯遗钱,发买工料,从新修造享殿碑亭、门墙桥道,与十二陵一般规模。真是亘古希有的事。”他赶来南京,就是要把亘古希有的事报与南京臣民知道,让普天下人都知道大兵的洪恩。这位总结兴亡案的“经星”还作了一支[满庭芳]词,云:“公子侯生,秣陵侨寓,恰偕南国佳人;谗言暗害,鸾凤一宵分。又值天翻地覆,据江淮藩镇纷纭。立昏主,征歌选舞,党祸起奸臣。 良缘难再续,楼头激烈,狱底沉沦。却赖苏翁柳老,解救殷勤。半夜君逃相走,望烟波谁弔忠魂?桃花扇、斋坛揉碎,我与指迷津。”语涉儿女之情、权奸、门户、闯贼、内争、昏君,没有“大兵”的影子。

(5)孔尚任是跟随康熙哭祭崇祯及殉难臣子

(PS 憨傻厚道的皇汉们,哪里能想到儒教徒能这么阴险呢)

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少部分文武臣子殉难。《桃花扇》多次正面写到此事和哭祭场景,每次都有老赞礼或张道士在场或主持。〈入道〉眉批说:“老赞礼始终善哭其君。”此句主语还应加上“张道士”。此君指崇祯皇帝。他们为何始终哭祭崇祯呢?有论者以为《桃花扇》中哭悼祭祀崇祯及殉难臣子就是民族情绪反清意识的表现,这是无知的表现。

在历史上,清廷始终是承认崇祯朝正统地位的,不仅祭祀不绝,还褒奖忠于崇祯的臣子呢。多尔衮在致史可法的信中就提起了礼赞崇祯的事:我朝“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顺治元年八月,给故明十三陵户祭田”。还说:“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荼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桂介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宿好,弃近日之小嫌,爱整貔貅,驱除枭獍。”吴三桂是明朝大将,清廷赞赏他对崇祯的忠义,只要他不与清廷为敌,一些“小嫌”是不会计较的。清廷赞赏崇祯忠臣的目的是倡春秋大义,防乱臣贼子,将人们的视线转向权奸、转向农民起义军。顺治后来还亲自去崇祯墓前巡视,下令修建思陵明楼、石五供、内红门等等。拜完亡明崇祯,又拜开国明太祖。康熙二十三年、二十八年,康熙两次南巡,都亲自去拜祭朱元璋陵墓。清廷拜祭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表明“明运永终”,现由他们承继。

皇帝这么做,“清”官当然也可以跟着做,只要是“跟”着做,就不会有出轨的罪责了。在康熙二十八年秋,孔尚任以“使臣”的身份也到了南京,深有感触,作了不少诗。如《泊石城水西门作》其二“莫以金汤固,南朝瞬息过”;《虎踞关访龚野遗草堂》“天子气已消”;《鸡鸣寺》“钟山气冷守浮屠”;《过明太祖故宫》“匆忙又散一盘棋,骑马来看旧殿基……最是居民无感慨,蜗庐僭用瓦琉璃”;《拜明孝陵》其一“夕阳红树间青苔,占染钟山土一堆。厚道群瞻今主拜,酸心稍有旧臣来。”其二“禁樵浑仗帝恩波”。从以上诗句可以看出,
第一,孔尚任是认为明朝气数早已尽了;
第二,孔尚任歌颂康熙拜祭明陵;
第三,孔尚任嘲笑居民和旧臣。

(6)《桃花扇》中的史可法感恩大清

《桃花扇·闲话》写道西湖画士蓝田叔“闻得北京发书一封与阁部史可法,责备亡国将相,不去奔丧哭主,又不请兵报仇”。他还知道“史公答了回书,将着左懋第披麻扶杖,前去哭临”。史可法在答多尔衮书中说:“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作为南朝中坚的史可法此时也对大兵感恩图报,认为大兵是替明朝报了大仇,哪里还有反清的理由呢?史可法在信中还说:“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便是“请兵报仇”。蓝田叔在这里将多尔衮的意思宣泄得淋漓尽致。“闲话”“夜话”,果真是“非同泛语”(眉批)。
但是,蓝田叔不讲史可法信中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今上非他,即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史可法认为弘光是承继明朝正统的。这是一个极度敏感的核心问题,孔尚任却避开了。避得有理,因为孔尚任与史可法的政治立场是不同的。另外,史可法在信中说“国破君亡”,在蓝田叔口里成了“亡国将相”,国破与亡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蓝田叔的口气明显地表明他是从清廷观点出发来看待甲申之变的。

(7)孔尚任的创作态度根本就没有任何反清

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写哭悼祭祀崇祯及殉难臣子未必是出于反清。若结合他的创作态度,则更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孔尚任在〈凡例〉中说“词曲非浪填”,“制曲必有旨趣”,在〈小引〉说传奇“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先声〉老赞礼说:“列位不知,从来填词名家,不著姓氏,但看他有褒有贬,作春秋必赖祖传,可咏可歌,正雅颂岂无庭训。”[内]这等说来,一定是云亭山人了。眉批云:“说出著作渊源,一部传奇,真作春秋毛诗读矣。”此几句处处提到孔尚任的祖先孔子所做的很重要的两件事:定《诗经》、作《春秋》。
按孔子的看法:“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篇》)思无邪,思想纯正也。在阶级社会里,文艺术作品思想纯正的标准历来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标准,有利于统治者利益的,思想就是纯正,不利于统治者利益的,思想就不纯正。孔尚任作为清朝统治集团的一分子,《桃花扇》的旨趣会不纯正吗?
关于孔子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云:其时“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云:子“因史记作《春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多尔衮理解“《春秋》之义”为“防乱臣贼子”与孟子、司马迁是一致的,而孔尚任作《桃花扇》与多尔衮的致史可法书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桃花扇》几乎每一页都写着一个大字:“贼”,将最大最长最利的矛头指向农民起义军,其次是阉党、四镇。骂、恨固然是防乱臣贼子的一个途径,另一个途径则是宣传、褒奖、塑造忠臣孝子。剧中的臣子有几类,一类是殉崇祯死难的,则给予褒奖,一类是忠于弘光反满清的,虽给予褒奖,但却带讽刺,如说史可法“智穷”,是“愚忠不转”、说左良玉黄得功是“不学无术”、说他们是“防贼自作贼”、“置国于不问”、“忍国仇而报私仇”。还有一类是心怀崇祯反对阉党、虽未殉崇祯但不反清、弃弘光而去又最终颂清的,则以张道士、老赞礼为突出代表,也正是全面体现《桃花扇》“兴亡之感”的人物。

(8)桃花扇的结局“指迷津”是拆南朝的台,让南朝将相归隐去。

《桃花扇》的结局,也没有任何民族情绪和爱国精神,都入山修道去了。

孔尚任前几十年,吴伟业作传奇《秣陵春》、杂剧《临春阁》和《通天台》,三部戏曲中的主人公在国家灭亡之后最关注的是自己个人命运,都没想过如何来光复先皇国家大业,[5](P36)其中《临春阁》的主人公入山修道。《桃花扇》“入道”与它们是一样的,在〈考据〉中,有一些是吴伟业的作品,他的名字还被写入《桃花扇》剧中。孔尚任创作戏剧是否受到吴伟业的影响呢?这些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
《桃花扇》“入道”实际上是避世,张薇他们不过是换上道装避祸罢了。

把避世写成入道,大概是考虑到舞台演出这个重要因素吧。退一步说,他们是真的入道,那也不意味着反清。因为明清两代对道教的政策是宽松的。道教在明代的国家政治生活中也扮演着一个角色。国家祀典所用乐章、乐词采撷自道教,乐舞生使用小道童,司乐、赞礼等执事人员也大多以道士充任。龙凤十年朱元璋即令选道童作乐舞生,并置太常司(后改名太常寺),设有司乐、赞礼、协律郎等官,均用道士充当。太常寺的官员从儒生和道士中挑选。洪武十二年二月,朱元璋正式决定以道士作祭祀执事人员,建神乐观。从嘉靖十年后,太常寺几乎成了道士的天下。从宗教信仰上说,清统治者信仰的是萨满教,入关后又接受了佛教,对道教的信仰缺乏。但是,全国的人口绝大多数是汉族,要实现对全国的成功统治,对于中原的本土宗教——道教,就不可能置之不理。清统治者对于利用道教作为其统治的辅助工具这一点,认识是相当清楚的,因而对道教采取了在严格防范和限制之下加以利用的政策。清初,从笼络汉人的角度出发,对道教尚沿明例加以保护。顺治六年六月,封张真人五十二代孙应京为正一嗣教大真人,赐敕印。顺治皇帝对正一首领是恩威并施,而对其权力加以限制,强调张应京要“身立模范”,使其教徒遵守王法,不要与朝廷作对;利用其教的影响,使广大“愚民”不被“异端方术”所惑;并对其权限作了严格规定,只能管本教族属,“此外不得干预”。康熙认为,释道二教已经处于十分式微的境地,对维护大清帝国的统治作用虽不大,但可安置大批游手好闲之人,而且,把他们作为生活中的一种点缀,亦未尝不可,不必置其于死地。但是,必须严加防范。[6](P297-306)正是因为朝廷的这种容纳态度,在清初才会有人利用宗教外衣从事抗清活动。
〈余韵〉写到柳敬亭、苏崑生、老赞礼被皂隶徐青君吓逃,缘其入山未深,有眉批云:“南朝作者七人。”这七人除上述柳苏外,还有张道士、蔡益所、蓝田叔、卞玉京、丁继之。康熙二十六年,孔尚任作《海光楼记》,在“避世”与“用世”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孔尚任虽然经常说要回家乡的石门山隐居,但都是只说不做,被罢官之后,仍盘桓于北京,指望着复官。
“南朝作者七人”是针对《桃花扇》幸存者聚集棲霞山而言的,并不是真正修道,而是躲避乱世。这是《桃花扇》常常出现桃花源这个意象的原因。桃花源在陶潜笔下是个与世无涉的乐园,尽管人是前代人,但对当权者也不构成威胁,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从理论上讲,清朝对“南朝作者”是可以容忍的。况且这七人中有四人是在南京陷落前就入山了,与清朝没什么直接干系。
《桃花扇》中先“作者”又给一大批人指出了避乱之地。先是蓝田叔正要拜访张瑶星为师,在南京陷落之际,顺便带苏崑生和李香君到棲霞山;早就入道的老赞礼也指点柳敬亭和侯方域到棲霞山,之后又带村老们上山。最后是张道士给齐聚山中的众人“指迷津”。他的“指”法就是“把尘心抛尽”,棒喝侯李入道时所说的“国在哪里,君在哪里,家在哪里”,看似宣扬国家利益至上,其实不然。当时还有明宗室的其它政权存在,“国在哪里”一句正说明了张道士不承认它们的正统性合法性,反回来说,他也不承认弘光政权的正统性合法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时可真正是天下兴亡之时,他个人不负这个责也罢,还要别人跟他一样,危害性可想而知了。他为“两厢善众”指点了“迷津”,保全了他们的生命,看似维护集体利益,可却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抛尽了。在南朝与北朝对立的情况下,弃南朝而去,就是削弱了南朝力量,虽不增加北朝力量,客观上是帮了北朝大忙。

(9)孔尚任鲜明的忠清的立场

在〈纲领〉中,张道士是经星,老赞礼是纬星,同属经部,“张道士,方外人也,总结兴亡之案。老赞礼,无名氏也,细参离合之场”。此二句,互文见义也。张道士总结了兴亡之案,最后把侯李分开,也细参了离合之情。老赞礼,原本就是道士,也是方外人,细参儿女之情,也总结了兴亡之案。我们来看看剧中是如何写他们“心事相同”(〈沉江〉眉批)的。
他在〈 先声〉出场引用张道士的[满庭芳]铺叙《桃花扇》剧情始末,在〈拜坛〉唱“好个随心令”(眉批):“眼看他,命运差,河北新房一半塌。承继个儿郎贪戏耍,不报冤仇不挣家。窝里财,奴乱抓。”第一句是说崇祯被闯贼害死,黄河以北地区陷入贼手。第二句说弘光不思中兴复仇。第三句说权奸争权夺利。老赞礼在这里也总结了兴亡之案:灭明者,闯贼、昏君、权奸也,与张道士无异。这样的总结,与康熙的总结,与孔尚任的总结,实无异处。
在剧中,老赞礼和张道士原先都是明朝臣子,还做了一些性质相同的事,如老赞礼在南京祭文庙,与复社士子一起打骂阮大铖,张道士(张薇)不与阉党同作,反而庇护复社士子;张薇原是崇祯锦衣卫千户,甲申崇祯死后,领了些校尉,买棺收殓,独自戴孝守灵,并将他合葬于田皇妃旧坟,看守陵旁,赴南京途中又哭祭崇祯。乙酉三月十九日,老赞礼哭祭崇祯,后又约忠义之士到扬州梅花岭葬史可法衣冠,同村中父老葬黄得功。张薇在弘光朝里仍补原职,因“权奸当道,朝局日非”,先到山中“入道”;老赞礼在南京陷落前逃难。七月十五日,老赞礼带村老上山,与张道士一起祭崇祯及殉难文臣武将。戊子九月后没写到张道士,但从老赞礼言行,可以感觉到张道士的存在。老赞礼为避皂隶访拿,入山避祸,康熙甲子八月,喜逢盛世,到处遨游,在北京太平园观《桃花扇》演出。
这两人实践着孔尚任老祖宗孔夫子的经典处世哲学。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篇》)又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篇》)都是说政治清明时出来做官,政治黑暗时躲藏起来。可见,孔圣人也赞成趋利避害、明哲保身的。尽管张薇老赞礼是明之官吏,却没有反对清朝的半点实际举动,哪来的反清的民族情绪?老赞礼等人由“见”到“隐”,弃弘光而去,是因为天下“无道”,是避害;过了六十年,由“隐”到“见”,投满清而来,是因为“天下有道”,是趋利。于是他热情颂圣。
也有许人会说于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而言,老赞礼是无所谓“利”的。但我们应该记得,前面说过老赞礼是作者孔尚任在剧中的化身。补充一点,二者都娴熟于礼制,孔尚任为孔子子孙,尝主持告庙大典,而老赞礼亦主事于祭丁及拜坛。张道士、老赞礼看似两个人,却几乎做着同样的事,说着同样的话。所以,不仅老赞礼是作者孔尚任的化身,张道士也是作者的代言人,三者是一体的。老赞礼弃明投清,这种政治立场反应了孔尚任忠清的立场。

(11)

《桃花扇》是忠清之作

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主要时间是康熙二十六年至三十八年。此前,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叛乱,统一西南各省。二十二年降服郑克塽,收复台湾。二十四年出兵驱逐盘踞黑龙江流域雅克萨城的沙俄侵略军,二十八年与俄国订立《中俄尼布楚条约》。二十九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三次亲征,平定噶尔丹叛乱,不断巩固北部、西北部边疆,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建立了领土空前庞大的奴隶制度帝国。

孔尚任很清楚孔氏家族从清廷那里得到的实际利益,他本人更是“升平盛世”的直接受益者。孔尚任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修家谱和《阙里志》,很清楚历代王朝对孔子及孔府的礼待,如元朝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顺治二年,清廷“加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封孔子谪长子为衍圣公,设衍圣公府,为正一品,位文臣之首。康熙二十三年,康熙亲至曲阜礼祭孔子。历代政权包括清廷,给予孔府及孔氏家族很多特权。从切身利益出发,曲阜的孔氏家族是不会与当权者对抗的。当孔尚任在决定是否反清时,就不能不考虑家族利益、家庭利益。对于没有真神信仰的汉族人,家族势力和家族利益比国家民族更有号召力。
作为受益的回报,孔尚任写了至少三十篇有颂圣表忠的诗文以感谢康熙的大恩,这些作品大多作于康熙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之间,如
《乙丑闱中拨闷和王宪尹韵》
《海陵元旦朝贺》
《戊辰元旦,寓维扬天宁寺待漏馆,早起即事》
《僧廊》
《待漏馆官厅题为晓莺堂》
《月夜晓莺堂同王歙州……分韵》
《闻楚警》
《戡定》
《丁廉使》
《乱定》
《除夜感怀》
《拟三月上巳驾驻金山祓禊于大江应制,限州字》
《三月三日迎驾至江口,蒙召登舟,赐御宴一盒,恭谢用前韵》
《再赐果饼四盘志感,用前韵》
《驾转扬州休沐竟日,恭纪用前韵》
《送驾至淮上恭赋》
《拜明孝陵》
《答张洮侯问讯下河之作》
《海光楼记》
《待漏馆晓莺堂记》
《剃头》
《闻聊园族叔在济南郡学考律定乐》
《壬申元旦护日歌》,
…………
除了应制诗有时不得不做外,其它就很难说是违心之作了。特别是康熙三十七年冬,孔尚任将“乙丑(康熙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孔尚任私记”的《出山异数记》寄给张潮,张潮将之编入《昭代丛书》乙集(此集还载有孔尚任的《人瑞录》),更是有意要表明他对康熙的深切感激之情了。尽管孔尚任经常抱怨俸禄微薄,但很难令人相信他是真的穷到要反清的地步,况且《桃花扇》成书前后他的官职正处于升级阶段,他主观上会去写一部有可能导致失去官职特权的剧本吗?
〈劫宝〉黄得功说了一句:“常言孝当竭力,忠则尽命,为人臣子,岂可怀揣二心。”眉批云:“朗朗数语,千古不磨。”看来孔尚任是很讲“忠”的,他本来就是继了正统的北朝“清”官,为清臣子,自然不可有二心。所以,笔者认为《桃花扇》也是孔尚任的颂圣之作。《桃花扇》涉及剧中人物与清廷的关系主要有三处,以时间先后顺序分别是:
一是〈闲话〉张薇(张道士)感谢清朝替明朝报了仇。
二是〈余韵〉“红帽皂隶来结《桃花扇》”(眉批),徐青君访拿山林隐逸。
三是〈先声〉老赞礼以人瑞身份列举祥瑞十二种颂圣。
在他们眼里,清临天下,是“天下有道”,“邦有道”,很明显地表明他们与清廷站一边。

孔尚任与明遗民接触过,深交过,他的思想可能与遗民思想、反清意识碰撞过,但并不意味着他站在反清的立场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尚任担心一些避世者终究是潜在的威胁。所以,他赞成清朝的征求隐逸措施。康熙二十六年秋,孔尚任作《和黄仙裳仙舟图诗,为田纶霞先生停舟招隐作也》诗,歌颂“使君高义”。所谓使君,就是受命招罗“渔樵”(明遗民)的清廷官员。孔尚任很注意要拉开自己与遗民的关系,如康熙二十七年《又至海陵,寓许濑雪农部间壁,见招小饮,同邓孝威、黄仙裳、戴景韩话旧分韵》“所话朝皆换,其时我未生”句,孔尚任并不是真的遗憾出生晚,读者切不可被他所谓的“有心人”蒙了过去。
(1)到了康熙三十年,孔尚任作《剃头》诗,首句“昔人裹网巾,难以鬓毛敛”,便是说明朝的网巾不好看,“我生圣世初”句,强调自己的出身,“日日自防检”句,提醒自己不可有所越轨。剃头本是很平常的生活小事,但在清代,却成了头等大事。孔尚任不仅按清朝统一发式剃头,还行之诗句,好象不只是在提醒自己呀。
(2)平时孔尚任温文尔雅,很象诲人不倦的孔夫子,一旦清朝统治受到威胁,他便跳起来了。康熙二十七年,楚省发生大起义,孔尚任写了《闻楚警》《戡定》《丁廉使》《乱定》等诗,一方面对“中外升平”“尧天下”发生“叛乱”表示惊讶,另一方面对“叛乱”者表示轻蔑之意,指责他们“不知域中主”、“大义耳不闻”,与清廷对抗无异于“螳臂”挡车,“横尸”“江边”真是活该。同时,孔尚任对“圣主”、“戡乱才”表达了十足的信心。
(3)“警世易俗,赞圣道而辅王化,最近且切”,“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说明孔尚任创作《桃花扇》有它的现实意义。孔尚任要总结明亡的教训,批判现实,教育人们;换言之,他相当强调《桃花扇》的针对性与教育作用。〈小引〉是康熙三十八年写的,虽是“升平盛世”,但反清的思潮与斗争并未完全消失。“末世”,在《桃花扇》中,末世应该指什么呢?应该是具有反清意识的人,尤其是那些明遗民。孔尚任为他们指点“迷津”,你们入道去吧,不要与“北朝”对抗了。要跟谁对抗呢?他好象担心观众读者对抗错了对象,一而再,再而三地“偶笔”“漫书”是权奸(灭明的是流贼,认为是权奸导致讨贼不力,所以根本上是权奸误国)。孔尚任说“借读者虽多,竟无一句一字着眼看毕之人”,“每抚胸浩叹,几欲付之一火”。是读者真的看不出权奸误国吗?读者还不至于这么愚钝。孔尚任感叹的是“借读者”不理解他创作此剧为某些人指点“迷津”,不要有反清的意图。
孔尚任把自己的命运和清朝紧紧连在一起的,把顺治戊子年定为自然生命的开始,把康熙甲子年定为政治生命的开始。孔尚任还把张道士、老赞礼当作自己的代言人,“桃花扇底送南朝”(〈入道〉张道士语),一个“送”字,真切体现了孔尚任创作《桃花扇》时对“南朝”的感情倾向,“老赞礼者,一部传奇之起结也。”(〈余韵〉眉批)他的颂圣是《桃花扇》的开端,更是它真正的结局。综上所述,《桃花扇》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忠清之作。

[参考文献]
[1] 徐振贵.孔尚任评传[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
[2] 论孔尚任《桃花扇》的创作艺术[EB/OL].http://163.20.180.2/chinese/chinese6.htm.
[3] 施祖毓.桃花扇新视野[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6.
[4] 姜胜利.清人明史学探研[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
[5] 曾垂超.论吴伟业的戏曲创作——兼评案头戏[J].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3(2),33-37
[6] 唐大潮.中国道教简史[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孔尚任巧解康熙难
山东曲阜孔林孔子墓前石碑篆刻“大成至圣文宣王墓”是明正统八年(1443年)黄养正书写的。令人奇怪的是,墓碑前建有一道不伦不类的矮墙,还将墓碑遮去了三分之一,只露出“大成至圣文宣干”,“王”字的底下一横看不见了。对于建这样一道墙有一个故事:
在清康熙二十三年,康熙皇帝到孔林朝拜孔子墓。猪、牛、羊三牲已供桌上摆好,地上黄毡也已铺就,香雾袅袅,烛光晃晃,一切都已准备停当。这时皇帝在前,文武百官在后,准备祭祀。当康熙走到孔子墓前准备跪拜时,发现墓碑上的字是:“大成至圣文宣王之墓”,便尴尬地站在那里,接着,祭祀的鼓乐奏起,康熙帝皱了皱眉,仍站着不拜,众人全都愣住了。这时,《桃花扇》的作者、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孔尚任立刻明白了其中道理。原来,皇帝是只拜师不拜王的。于是他便马上叫人拿来一匹黄绸,把碑文中的“文宣王”盖住,并添上“先师”两字,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康熙帝一看,马上开始祭拜。这个充满厚黑态度的哑谜就这样传了下来,为了不再出现类似的情景,孔子的墓碑前就建起了这道矮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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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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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2-13 18: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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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他们是无知还是有意欺骗

皇汉网上的儒教徒们说:

《桃花扇》对于在亡国时期保持汉族意识,起到了很大作用!
戏剧《桃花扇》是孔子第64代孙作的充满了汉族气节的不朽的名著,是汉族古典戏剧的最高水平,没有之一。是皇汉不可多得的精神资源~~
没有看过此剧的汉人,枉为皇汉!梁启超在《小说丛话》中揭示了《桃花扇》的民族主义实质:“《桃花扇》于种族之戚,不敢十分明言,盖生于专制政体下,不得不尔也。然书中固往往不能自制之使人生故国之感。……读此而不油然生民族主义之思想者,必其无人心者也。” (梁启超是保皇党,专门保满清皇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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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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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2-13 18: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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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喊来皇汉网的中华龙腾来看此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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