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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世盗名得美誉，且看全真派这一窝子叛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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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世盗名得美誉，且看全真派这一窝子叛汉奸

不容青史俱成于 2013-8-15 14:34:42 发布在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本文目录：

一、两大叛汉奸教派

二、装神弄鬼的王重阳

三、丘处机的深沉心机

四、金人走狗

五、改换门庭

六、蒙古国师

七、“一言止杀”是谎言

八、曲线救国

九、请对所有叛汉奸采用相同的标尺

十、教派大兴

十一、为虎作伥

十二、仗势欺人

十三、汉人最后机遇的沦失

一、两大叛汉奸教派

大元皇帝忽必烈气度恢宏，对一切宗教流派都很包容，曾经下旨说，无论是和尚、道士、阿訇，只要是给大元朝乞福的经，尽管念，因此京城的各类修行者很多，他们游走于达官显贵之间，出卖着智慧，收获着利益。除了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的利益动机之外，在这种宽容的胸襟背后，我们能够感到一种强烈的自信——新兴的蒙元帝国根本无惧有人利用宗教来反抗自己，认为自己的铁骑能够轻易粉碎任何民变，并足以压服大多数人的反抗之心。

在各个教派之中，最红的要算全真教和五斗米教。在中国北方，除了两淮这块穷苦之地信奉五斗米教外，其它大部分地区都是长春教的势力范围。在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全真教的创始人王重阳是抗金英雄，他的几个弟子也非常爱国，为了抗金不惜性命，全真教众大多都是热血澎湃，舍生忘死反抗异族入侵的爱国之士，然而事实却与此恰恰相反。在真实的历史上，王重阳和其手创的全真教从未有过任何抗金之举，丘处机更是一个毫无气节、先投金国后投蒙古的双料大叛汉奸，而整个全真教，也是一个典型的“有奶便是娘”的叛汉奸教派。

二、装神弄鬼的王重阳

在灭亡辽国之后，金兵杀入中原，击垮北宋，在江淮以北的广袤土地上推行起了半奴隶制度，北地数千万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思念故国尤甚。而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真派为了光大道统，竟然不惜充当金人的鹰犬，协助其维持在中国北部的奴隶统治。

在金庸的小说中，全真教的创派始祖王重阳毕生致力于反抗金人的统治，然而现实中的王嚞，却从无任何抗金之举，反倒曾经满怀热切地去参加伪齐的科举考试，试图在这个金国一手扶持的傀儡政权中当官儿，根本没有半点气节之态。学者郭旃曾对王重阳其人做过深入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王重阳是一个“未为南宋守节，追求功名利禄的汉地士人”，毕生从未“纠兵与金抗”。（《全真教的兴起及其与金王朝的关系》）

虽然王重阳醉心于伪政权的功名，但这种叛汉奸政权的官儿也不是那么容易当地，竞争相当地激烈，王嚞才学不足，黯然落榜，失望之余，却又不甘于归乡务农，便另辟蹊径，利用种种手段，如清末的洪秀全一样，给自己编造了大量惊世骇俗的神异事迹，这也是他之后蛊惑愚民，进而开宗立派的基础。应该说，王重阳装神弄鬼的天分远远高于他对诗书的理解，他的“神迹”在乡下愚民中迅速传播，没几年就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1261年，全真教正式创派，王重阳也由一介布衣变成了众愚民崇仰的全真教主。

三、丘处机的深沉心机

全真派虽然是由王重阳所创，但其真正光大扬名，却是在他的爱徒丘处机手中得以实现。

尽管王重阳心中并无“忠义”之类的桎梏，又擅于蛊惑愚民，但其政治才能却并不出众，政治投机的意识也比较薄弱，因此全真派在他手中发展有限。相较而言，丘处机比他要出色得多，既擅哄骗百姓，又深通政治投机之道，处事圆滑，手段老辣，又能做到毫无道德底线地去向异族统治者献媚邀宠，其成就遂能够远超乃师。

丘处机是山东籍汉人，出生于宋金对峙的1148年，卒于南宋正联蒙灭金的的1227年，终其一生，种族矛盾始终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宋、金之间延绵百年的世仇则是当时大部分汉人非常介怀之事，就在这华夏文明风雨飘摇的时代，不同的汉人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丘处机的第一次政治投机发生于1188年，当时正值人称“小尧舜”的金世宗主政，沉寂了几十年的大金国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老丘选择于这一年与金国靠近，显然是对大金的未来颇具信心，决意押下自己的筹码。1188年三月，丘处机奉金世宗诏，赴燕京塑王重阳、马丹阳像于官庵，并主持了“万春节”醮事，并向金主作了“持盈守成”的仪式，这一系列举动不啻于正式确认了全真派与金人的合作关系，全真教因而声名大振，丘处机在全真派中的地位也显著提高。1203年，刘处玄病殁，丘处机成为全真派第四任掌教。（见注1）

其实早在丘处机之前，王处一、刘处玄等全真权要就先后得到过金世宗的宣召，不过这些人的忽悠能力较为平庸，均未获得重用，“光大全真”这个历史性的重任，最终还是要靠丘处机来完成。在北宋沦亡之后，江北地区的原有教派大多已被迫撤往江南，剩下的也多因不肯投敌而被金人铲灭，但像全真派这样，愿意委身事敌，换取荣华富贵的叛汉奸教派，却也还有好几个，因此金廷的选择并非全真派一家，全真一脉最终能够“中标”，得到金廷的信重和扶持，靠的主要还是老丘的个人魅力。

说起装神弄鬼，丘处机的天分绝不逊色于乃师。在王重阳死后，民间便渐渐开始盛传“丘仙人”年逾三百、神通无限、尤擅养生延命的说法。虽然并无史料记载这舆论是因何而生，但谁能从中获利，却是一目了然，因此个中内情其实并不难猜测。而仅从这一件事我们便能看出，老丘的手腕极为高明，在心计上更是比王重阳高出不止一筹。王嚞只是一味编造玄异，这最多只能骗骗蚕妇村氓，而一个教派想要大兴，官府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而统治者最为关心的，便是寿元！丘处机能够透过现象看清本质，直接触碰到权贵内心最为瘙痒之处，其洞察力之敏锐、政治眼光之深刻，均令人拍案叫绝。尤其是老丘提前十几年就开始预作准备，瞎编神迹造势，春风化雨般不着痕迹地做好铺垫，之后又能不急不躁，悉心观望，静待时机，直至看清形势才一举投注，其心机、城府、隐忍、判势，都已经到了令人生畏的层面。此人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门派道士，混成帝王们争相延请的“神仙”，并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为道教领袖，显然绝非幸致。

四、金人走狗

靠着神话自己，欺骗世人，丘处机逐渐名满天下，并因此得到了金世宗的宠信，得以位列朝班，成为金主麾下的近臣，还担任了完颜雍的保健医生。丘处机对此颇感荣耀，不遗余力地为完颜雍延生养寿，还曾经自豪地说：“昔金国世宗皇帝即位之十年，色欲过节，不胜衰惫。每朝会，二人掖行之。自是博访高道，求保养之方，亦尝请余问修真之道，余如前说。自后身体康强，行步如故，凡在位三十年升遐。”（《玄风庆会录》）

从诸家史料不难看出，当时丘处机在金国的地位和作用，与北宋末期臭名昭著的妖道林灵素颇为相似，二人都是以道术、长生来取悦君王，进而获取名利，因此丘处机与这个祸国殃民，加速了北宋亡国，当时人人唾骂的道门败类惺惺相惜，对其交口称赞，“把林灵素看做全真道的前辈、先行者”。杨讷先生在《元史论集》中就曾说道：“就我所见，金元之世颂扬宋徽宗、林灵素欺世之术的，惟丘处机一人……尊宋徽宗为天人，林灵素为神仙，把他们的秽行作为本教的光荣与传奇来夸说，适足以反映他本人在宗教上追求的是什么。难怪全真道在丘处机掌教时期恢复了许多道教历史上的积弊”。而学者唐代剑亦曾在《丘处机评传》中归纳过丘处机对全真教的不良影响，文中也对丘处机大肆吹捧林灵素不以为然。

从古至今，统治者身边的保健医生都是其最为信任之人，很多甚至半医半友，常常做为亲信去帮着君王做一些隐秘之事。丘处机身为汉人，居然能够得到金主如此赏识信任，实在是难能可贵。究其原因，固然主要是仰仗其“延寿”之术，但老丘果断的政治投机、以及过人的溜须钻营之能，亦是重要因素。在得到完颜雍的赏拔之后，丘处机对金主感恩戴德，再加上意欲取悦对方，便做了一首《进呈世宗皇帝》——“九重天子人间贵，十极仙灵象外尊。试问一方终日守，何如万里即时奔。”诗中对金主极尽阿谀，更将其吹捧为“仙灵”，要世人去尊崇景仰。要说老丘此时也算是一代宗师，被百姓们视为世外高人，可为了这区区名利，竟然如此奴颜婢膝，其所作所为实在令人齿冷。

当然，仅凭着阿谀拍马和替主子保健身体，最多只能让丘处机个人获得名利，整个全真派之所以能够迅速壮大，主要还是因为全真教愿以举派之力为金人服务，协助其在中原施行统治，迎合了金国统治者的需要。对于在中原立足未稳的金廷而言，招揽叛汉奸教派，让其利用宗教力量劝诱江北百姓老老实实充当顺民，正是当务之急，全真派于此时主动来投，双方自然一拍即合。

由于与金廷关系亲密，丘处机又正在金帝座前得宠，全真教得到了许多便利和特权，很快就在诸多教派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了江北首屈一指的大宗。丘处机对金主的浩荡皇恩感激涕零，在金世宗死后，老丘如丧考妣，哀叹道：“虽道修方外，身处世间，重念皇恩，宁不有感”，短短几句话中，伤感之情表露无遗。

由于战乱纷繁、民生疾苦，当时有很多人试图通过宗教寻求心灵寄托，然而江北此时所剩教派不多，百姓们并无太多选择，因此有大量百姓皈依于全真教，丘处机趁机广纳门徒，长春派一时势力大张。坐大后的全真教在北方颇具威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舆论和民心，对金人的统治十分有利，这样便形成了良性循环，此后金廷对全真教更是加意扶持，双方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无间。在国家机器的帮助下，这个数年前还名不见经传的小教派，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当时江北的宗派领袖。

尝到甜头的全真教分外珍惜金廷的宠信，刘处玄、王处一等人相继向大金效忠，王处一还曾应金世宗的邀请进宫讲授道学。1195年，蒙古诸部反叛，金国出兵镇压，战事连绵不绝。为了缓解激增的财政压力，1197年四月，“尚书省奏，比岁北边调度颇多，请降僧道空名度牒紫褐师德号以助军储，从之”。两个月后，金主便召见了王处一，“问北征事”，这其实就是要求全真教出巨资以供军饷。做为交换，金廷给全真教提供了大量名额，支持其广纳道徒，扩张教派。次年又召见了全真掌教刘处玄，鼓励其大建宫观。

全真诸道对金人提出的交换方案响应积极，认为这是让教派进一步发展的绝佳契机。王处一在一次辞陛之后，曾经心花怒放地说：“昔遇名师开正教，今蒙圣帝助玄风”，不仅将金主和自己的恩师相提并论，感激之情更是溢于言表。此后全真教与金国狼狈为奸，全真群道帮着金廷敛集巨款，以供军需，金廷则全力支持全真派发展壮大。此时的全真派已经成为金人的铁杆盟友，靠着积极投效异族，以及自身对异族主子的利用价值，从江北亿万汉人奴隶中脱颖而出，混成了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为稳固金人的统治自然是不遗余力。

1203年，丘处机继任掌教，全真教此后更是死心塌地扶保大金。1214年，蒙军大破金兵，金廷被迫迁都开封，此后国势更为不振。趁此良机，山东杨安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金起义（即“红袄军之乱”），义军攻克登、莱等州，令本就陷入衰颓之势的金国再遭重创。常言道：“疾风知劲草，国难显忠臣。”就在这大金风雨飘摇之际，与金国已密不可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老丘也着了急，在闻讯后立刻主动请缨，前往协助金军镇压起义。凭藉丘仙长宗教领袖的崇高声望，在剿抚并用之下，登州和莱州等地的大起义很快便烟消云散（《长春真人本行碑》）。金廷闻讯大悦，在论功行赏时，册封丘处机为“自然应化弘教大师”。

五、改换门庭

正当全真派在金人面前颇为得宠，混得风生水起之时，蒙古逐渐崛起于漠北，并于1211年开始伐金，金国的局势日趋不利，全真派本已稳固的政治地位开始摇撼不安。

早在1206年，成吉思汗刚刚建立蒙古帝国之时，就曾经延请过丘处机，欲求长生之术，几年之后又请过一次，但当时蒙古的实力尚远不及大金，正受金廷宠信的丘处机自然对其不予理睬。然而蒙古越打越强，攻无不克，渐渐流露出混同天下的威势，丘处机的态度遂逐渐开始转变。1215年，蒙古攻陷金国都城中都（今北京），金国主力伤亡惨重，眼看气数将尽，老丘见机不妙，自然不愿与大金这条自己曾视为终身所靠的破船一同沉没，遂生出谋求退路之心。1216年，金宣宗诏请丘处机赴汴梁，之前对金主极为尊崇恭敬，逢邀必喜不自胜，将其视为结交权贵良机的老丘这次态度大变，推诿道：“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也。”“乃不起”。丘处机不敢违背“天使”的征召，却又拒绝前去谒见金主，显然是认为大金并非天命所归，遂主动与其划清界限。

在1216至1219年间，宋理宗曾几次诏请丘处机赴朝，均遭拒绝。当时金、蒙古、西夏、南宋四方并立，除了崇佛的西夏之外，另外三方的帝王均曾召请过丘处机。由于局势尚不明朗，丘处机概不奉诏，骑墙观望、待价而沽之心昭然若揭。1219年夏，宋宁宗又遣使敦请丘处机赴临安。据丘处机的弟子记载：“人皆以为师当南行，盖南方奉道之意甚厚，而北方则杀戮大过，况复言语不通”，由此可知，当时的南宋正崇信道教，丘处机若肯奉皇命而至，全真教在江南必能得到厚待，而且按当时大部分汉人的习惯思维，丘处机都应南行。然而老丘认为南宋孱弱，虽为汉人政权，是自己的母族，但迟早被灭，不值得投靠，遂断然拒绝。做为一名老牌的投机政客，在丘处机心中，什么“汉统”所在、北方语言不通、杀戮太重，这些统统都不是问题，投靠强者，获取名利，方为正道。

1218年，蒙军攻占山西，下一步就准备对全真教所在的陕西用兵，进而合围汴梁，屡战屡败的金国日暮途穷，已无翻身之望。虽然在1219年时，成吉思汗因为花刺子模的挑衅而转向西征，亲率主力远征中亚，用来进攻陕西、河南的只是少量蒙古偏师，大大推迟了彻底灭亡金国的时间，但蒙古汗国敢于同时对两大势力开战的锐气和自信，却令所有人心生敬畏。时至此时，蒙古的胜势已然非常明显，在四家势力中一枝独秀，丘处机遂结束了观望摇摆，确定了自己的投注对象。

在远征花刺子模的途中，成吉思汗常感身体不适，麾下近臣刘仲禄便建议他再次诏求丘处机。铁木真自觉此时蒙古帝国国势强盛，丘处机的态度必当有所转变，遂再次派出使者。1219年底，刘仲禄持诏书见到了丘处机，这次老丘的态度果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欣然从命，与之前两度冷淡拒绝迥然不同。此时的丘处机已然看清形势，正如日方中的蒙古人，无疑就是他心中的“天理”所在，此时“天使”前来相邀，正是求之不得，喜不自胜，又怎会加以拒绝呢？（见注2）

古人行事，最为讲究“顺天应命”，皇权必须要与天命一致。丘处机之前曾说“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也”，后来又先后回绝了金宣宗和宋宁宗的召请，可在观望数年之后，却突然奉诏西行，这无疑是将蒙古人的使者当做了“天使”，将自己投靠蒙古的行为说成是“循天理”之举。这不仅是在露骨地向蒙古汗国投诚，更是态度鲜明地向全天下宣布，经过自己对天道的观测，已看出蒙古乃天命所归，一统天下只是时间问题。

此次丘处机叛国投敌，影响极其恶劣。做为一位威望素著，被广大百姓视为已经参悟天道，超脱了生死束缚的“仙人”，丘处机在民间具有难以想象的影响力。他带头归附异族，对其他人形成了强烈的感召指引，无论是相信飘渺天道者，还是正在观望形势的功利者，甚至那些彷徨不定者，均认为这是丘神仙暗察天机后得出的判断，自然亦步亦趋，加以效仿。之后北方大批豪门地主投靠蒙元，与此不无关联。丘处机之所以引导舆论，为蒙古大造声势，除了取悦异族、立下投名状的动机之外；更是试图将蒙古塑造为天道所在，这样才能给自己叛国投敌的可耻行为蒙上一层遮羞布，甚至将其美化为顺天道而行，能够尽快结束战乱，造福百姓的仁侠义举。

六、蒙古国师

1220年初，年过七旬，但功名之心尚重的丘处机带着十八弟子从山东出发，不远万里前往谒见蒙古大汗，这也是全真教在和金国疏远后，举派投入蒙古人怀抱的标志。此时，距南宋汉统亡于蒙古蛮人之手，还有六十年。

1220年二月，丘处机一行到达中都，但成吉思汗此时已前往中亚，丘处机觉得路途险远，不愿再行，便留在中都相候。在1220至1221年间，二十万蒙古兵彻底击败了拥有四十万精兵的强国花刺子模，广袤富饶的中亚成为其囊中之物，蒙古汗国的前途一片光明。丘处机见此情景，态度又是一变，不顾年老体衰、路途艰险，毅然于1221年二月率弟子踏上了万里征途，历时一年多，于1222年初夏来到了遥远的阿富汗大雪山，谒见自己的新主子。（见注2）

见到成吉思汗后，丘处机对其详细阐述了大量养生之道、延寿之方。此时的铁木真老迈多病，却还满腔雄心壮志，不愿就死，因此对延寿极为关注，而丘处机是他最为倚重的救命稻草，因此对其颇为礼遇。丘处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与未来的天下共主亲近的机会，虽然高原气候令他难以承受，但为了固宠，他仍然坚持在铁木真身边呆了一年多，直到地位稳固后方才归国。临行前，铁木真几番叮嘱：“神仙至汉地，以清净化人每（们），日与朕诵经祝寿，甚好。教神仙好田地内爱住处住。道与阿里鲜，神仙寿高，善为护持。神仙无忘朕旧言。”“自神仙去，朕未尝一日忘神仙，神仙无忘朕，朕所有之地，爱愿处即住，门人恒为朕诵经祝寿则嘉。”言辞之间，对丘处机率全真道众为自己祈福延命寄予厚望。

此次西行虽然颇为辛苦，但老丘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非但与如日中天的蒙古人搭上了线，给自己和全真派留下了后路，更在蒙古人中树立了自己的尊崇地位。尤其是他此次带着自己最为信重的十八名弟子前往蒙古汗廷，将这些全真派下一代的梁柱引见给蒙古的贵族阶层，可谓用心良苦，不仅令他们都得到了“真人”的赐号，更令全真上层与蒙古贵族结下了交情。在老丘死后，全真派仍然极受宠信，与此时的亲密接触实是大有关联。

为了让丘处机尽心为自己延寿，成吉思汗对全真派颇为厚待，不仅尊丘处机为“神仙”，更赐爵为“宗师”，临别之际还将当年金国在燕京的御花园赏赐给全真教建造宫观，并诏免了道院及道众一切赋税差役，全真教自此便得到了“许免役”的特权。在丘处机归国时，虽然战事频仍，用兵之处颇多，铁木真仍然派出五千骑兵予以护送，对其可谓关爱有加。1224年，奉元太祖旨意，燕京诸官员请丘处机主持天长观。1227年，成吉思汗又下诏将天长观改名为长春宫（今白云观，丘处机道号“长春真人”），赐金虎牌和玺书，宣布“道家事一切仰‘神仙’处置”，这其实就是正式授命丘处机掌管天下道教。

元太祖对全真教极为宠信，不仅任由其夺占土地，大建道观，还豁免了道众一切赋役，并允许其自*由传教。可以说，世俗政权所能给予宗派的一切特权，都给了全真教，这种近乎纵容的全面支持，也正是全真教在蒙古人入主中原后空前发展，迅速凌驾于其它教派之上的主要原因。投机成功的丘处机从此飞黄腾达，“赐号神仙，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不仅当上了道教领袖，更在事实上成为了当时天下第一强国——蒙古汗国的“国师”，其身份与《神雕侠侣》中的“金轮法王”相似。全真教也在蒙古人的势力范围内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地位，教派大兴。据《长春真人成道碑》刻载：“自是玄风大振，道曰重明，营建者棋布星罗，参谒者云骈雾集，教门弘阐，古所未闻……”

金人压迫蒙古诸部多年，双方仇深似海，曾为金帝宠臣、亲信的丘处机竟能再得蒙古人的信重，可谓相当不易。长生之术只是原因之一，老丘毫无底线地果断向对方投诚，大表忠心、全真举派投效阶前，愿意任其驱策，体现出了实际的利用价值，亦是不容忽略的重要原因。

据《玄风庆会录》记载，丘处机在阿富汗初见成吉思汗时，铁木真本来是要听其介绍养生之术，但丘处机却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政治韬略掺杂在养生内容之中，主动进献给铁木真——“初金国之得天下，以创起东土，中原人情尚未谙悉，封刘豫于东平，经略八年，然后取之。此开创良策也，愿加意焉。”丘处机此次所献良方，可谓投其所好。对于即将入主中原的蒙古人而言，如何稳固对江北地区的统治，正是其迫在眉睫的需求。丘处机认为，金人当年初据中原、立足未稳时，是采用了“先扶植傀儡政权伪齐代管该地，待统治基础铺垫完善，时机成熟之后，再将其纳入直接统治”之策，最终效果极佳，因此建议成吉思汗也采用这种手段。

老丘此次毫无保留地主动献策，就是不甘于仅仅充当一个医士，而要向铁木真表明，自己在政治方面亦有很大潜力，能在蒙古人南下时充当智囊，全真派更是能为蒙元政权提供实际帮助，试图藉此来提高蒙古人对自己及举派相投的全真派的重视和信任。此时的丘处机，俨然一副蒙元军师的姿态，为了取悦新主子，竭尽所能地出谋献策，为蒙古人坐稳江山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在那张后世弟子编造出的仙风道骨、活人无数的伪善画皮之下，不过是一副卖国叛汉奸的可憎嘴脸。

从种种迹象和细节来看，丘处机与金世宗和铁木真的先后接触，都绝非是方外隐士与帝王的论道，也并非简单的宗教行为，而是一个政治道士与异族侵略者合作双赢，彼此利用的结盟活动。丘处机的几个重要弟子（如尹志平、李志常、张志敬、宋德方等），后来也均受蒙古汗廷册封，为其统治中原充当得力助手。像王处一、刘处玄之类先后受到金国皇帝和蒙古大汗召见，并为之出谋献策的全真名道，也都不是什么遗民、逸民，而是一群功利之心极重的政客。

七、“一言止杀”是谎言

有很多人不明内情，误以为丘处机远赴大漠，是为了劝谏成吉思汗少行杀戮，完全是出于对百姓的关爱之情，最终因他而全活者也不计其数，将这个利欲熏心的叛汉奸视为菩萨心肠的大善人，其想法之天真实在令人发笑。事实上，作为一名老练的政客，丘处机从来不会空谈什么仁爱和种族大义，自始至终，他关心的都只有利益和荣华。丘处机西行，不能说没有半分劝谏止杀之心，但这最多也只是顺带完成的次要动机，更是掩饰自己投靠异族之可耻行径的幌子，西行的根本目的，还是要去做一场政治投机。

在西行前，丘处机曾向好友赋诗一首，表白自己西行的动机。诗云：“十年兵火万民愁，万千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真切的话语间，一张担忧百姓苦痛，不辞艰辛西行以拯救万民的慈悲面容跃然而出，哪怕是深悉其中内情的笔者都一度被其感动，继而就是被老丘那深深的虚伪所折服，能把自私自利、勇当叛汉奸的自己美化到如此忧国忧民的堂皇境界，丘仙长真高人也！

成吉思汗在草原上颁布臭名昭著的“高于车轮者皆杀”令，野蛮屠灭了一个又一个部族，血洗蒙古高原时，丘道长没有想过去劝说，反倒还拒绝了铁木真的延请。1215年，蒙古兵攻陷中都，对城中居住者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大屠杀，几乎不留一人，并焚烧了整座城市（这也正是如今的北京没有任何明代之前建筑的原因），上百万居住者殒命。一年之后，一个外国使者进入中都，眼前的情景令他毛骨悚然：“城内没有一座没被烧毁的建筑，街道上因为布满了被烧化的人的油脂而滑溜难行，城市背后有一座全部由人骨堆成的骨头山……”在这样的惨事发生之后，自诩慈悲的老丘却置若罔闻，毫无前去劝说这个屠夫之意，反倒又一次拒绝了铁木真的延请。

可到了1219年，金国屡战屡败，大厦将倾，山西被蒙军攻占，终南山所在的陕西即将成为蒙古的下一个军事目标时，老丘却突然想起了饱受成吉思汗摧残的可怜百姓，毅然前往劝说，这不免令笔者感到万分疑惑——在此之前，在那金国还看不出必然崩塌的数年之间，老丘的慈悲心肠跑到哪里去了？其实只要稍稍翻阅历史，丘处机西行到底是为了自身荣华还是百姓安乐，就已昭然若揭。情势不明时躲起来观察风色，不肯为百姓出头；局势刚一明朗，便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跑去投靠异族，老丘那虚伪造作的嘴脸实在是令人作呕。

在丘处机西行的过程中，成吉思汗正挥军大举进攻花刺子模。1220年二月，蒙军攻占重镇撒马尔罕，屠城数日，杀人百万，流血漂杵。1221年，蒙军破花刺子模旧都玉龙杰赤城，屠城七日，杀戮无辜百姓一百二十万，屠场上的可怖场景如同恶魔刚刚降世。据《草原帝国》记载：“男人、女人、小孩被分开，按类别分配到各个军营中，然后把他们砍头”。“ 尸体都被砍头，并将首级按男、女、小孩分别堆成金字塔形”。“甚至猫、狗也被宰杀”。

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阿-阿特在描述蒙古人入侵中、西亚时，曾经说道：“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发生那么可怕的事，哪怕是接近这样的灾难也没有……人类哪怕到了世界末日，也再不可能看到其它类似的灾难了……即使是对抗救世主的恶人，也不过是消灭那些反对他的人，还会饶恕跟随他的人。然而，这些（蒙古）人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怜恤，他们残酷地杀害了妇女、男人和儿童，甚至切开孕妇的肚子，把里面没有出生的婴儿杀死……”

纵观历史，如成吉思汗及其直属后裔般凶狠残暴，嗜杀成性，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者，不要说没有相若之人，甚至连达到其十分之一的屠杀量、残暴度的，都几不可见。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反人类集团屠城无数，无论是多达两亿的平民先后惨死在蒙古兵的屠刀之下，还是其对许多先进文明的彻底摧毁，都标志着乞颜部孛儿只斤家族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丑恶的犯罪集团。纳粹与之相比，实如天使一般可爱。

然而扬言前往“劝谏”的丘处机在谒见铁木真这个屠夫时，非但没有只言片语的指责，反倒谀词如潮，恭维不绝。据《玄风庆会录》记载，他刚一见成吉思汗，便溜须道：“陛下本天人耳。皇天眷命，假手我家，除残去暴，为元元父母，恭行天罚，如代大匠斲，克艰克难，功成限毕，即升天复位。”竟然将这个满手血腥、毫无人性，如同撒旦一般的暴君吹捧为上天所派，日后必将“升天复位”的“天人”，将其屠城等暴行粉饰为“替天施罚”、“除残去暴”。在前去“为民请命”的丘仙长口中，成吉思汗杀戮几百万无辜百姓的野蛮行径反倒成了“功德”，惨遭杀戮的无辜百姓反倒成了“残”、“暴”，如此颠倒黑白，真可谓无耻之尤。仅这一句话，一个阿谀媚上、是非不分的可耻形象便跃然出现在我们眼前。显而易见，丘处机非但没有直言犯君的勇气，甚至连委婉劝谏成吉思汗少杀、行仁政的胆子都没有，反倒和当年面对金主时一样满嘴谀辞。期许这样的功利小人去为百姓舍身劝谏，何其可笑？

事实上，如今盛传的丘处机“一言止杀”的事迹，不过是其弟子编造出的谎言而已，在《长春真人本行碑》、《西游录》、《玄风庆会录》等常被人谬传记载了丘处机“一言止杀”事迹的典籍中，均未提及过此事，就连在对西行经历事无巨细均详加记载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也无任何相关记载。如果“止杀”真地是丘处机西行的主要目的，那对于这个能够彰显恩师仁慈博爱、造福苍生伟大功绩的良机，李志常又怎会放过？显而易见，所谓的丘处机“一言止杀”之功，根本就经不起推敲。事实上，有很多史学家对此论调嗤之以鼻，比如杨讷先生在《元史论集》中就曾谈道：“（这只是）丘处机后继者炮制的谎言而已，这个谎言起于何时呢？是在尹志平掌教期间出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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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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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3-8-27 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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