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志	發表於 : 週日 4月 21, 2013 3:10 am

孔子是阴谋家

周景王要立为王的王子朝，谈“单氏取周”的经过

《左传·昭公22年》：“王子朝、宾起，有宠于景王。王与宾孟说之：欲立之。”2520年前，周景王要立王子朝为王。

“单氏取周”时，被单氏追杀的王子朝，逃到楚国告各诸侯见《左传·昭公26年》：“王子朝使告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藩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迷败，倾覆而溺人于难，则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闲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郟鄏。则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頺祸心。施与叔带，惠、襄辟难。越去王都，则有晋、郑，咸黜不端以绥定王家，则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职，诸侯服享，二世共职。王室其间有王位，诸侯不图而受其乱。’至于灵王，生而有頿，王甚神圣，无恶于诸侯，灵王、景王克终其世。今王室乱，单旗、刘狄剥乱天下，壹行不若。谓：‘先王何长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谁敢讨之！’帅群不弔之人以行乱于王室，侵欲无厌，规求无度，贯渎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齐盟，傲很（恨）威仪，矫诬先王。晋为不道，是摄是赞，思肆之罔极。兹不谷震荡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姐妹甥舅，奖顺天法无助狡猾，以从先王之命。毋速天罚，赦图不谷，则所原也。敢尽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经，而诸侯深图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适，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下。’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寿早夭即世，单刘赞私立少以闲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图之。”“ 闵马父闻子朝之辞曰：文辞以行礼也。子朝干景之命，远晋之大 ，以专其志，无礼甚矣！文辞何为？”

其后，王子朝被单氏等人暗杀于楚国。250年后，韩非子评论说：“周单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朋党比周，以事其君。隐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而下乱治，援外以挠内，侵下以谋上。……单氏取周……此六人臣之弑君者也，奸臣闻此蹶然举耳以为是也。”

此均系原文。

3、孔子“删诗”与《诗》之三度编辑

2007年03月17日 星期六 07:48 P.M.

传统认为《诗经》的最后编定出自孔圣之手。但在这里有一大公案必须提起，这就是孔子“删诗”的问题。这可以说是《诗》学三大公案中最大的一起。问题的提出是由《史记·孔子世家》的一段记载开始的。司马迁说：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到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司马迁在这里没有用“删诗”二字，而是说“去其重”，这个“去”字是有“删去”的意思的，故王充《论衡·正说篇》说：“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班固《汉书·艺文志》承司马迁之说，言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采鲁，凡三百五篇”，而在《汉书·叙传》则明确地提出了“删诗”二字，其曰：

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纂《书》删《诗》，缀礼正乐。

在伪《古文尚书序》中，亦言：“先君孔子……删《诗》为三百篇”。《隋书·经籍志》亦曰：“孔子删《诗》，上采商，下取鲁，凡三百篇。”看来这些“删”字，都是从司马迁的“去”字来的。

到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诗谱序疏》首先对“删诗”说提出了挑战，其曰：

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存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去其九。司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

此后孔子是否“删诗”的问题，便成了《诗》学史上的大公案。仅朱彝尊《经义考》所引，参与公讼者就有十几家之多，笔者在《历代诗经著述考》中对古人异说也多有引述。二十世纪关于此一问题的讨论文章，少说也有五、六十篇。宋之大儒如欧阳修、王应麟、马端临等皆以“删诗说”为是，而清儒朱彝尊、赵翼、李惇、崔述等则力主孔子未曾“删诗”。今之学者则多从清儒朱、赵之说，而各有发挥。

其实太史公之说并非没有根据。诸家的怀疑，主要在“三千”篇与“三百”篇之差，即孔氏所云：“书传所引之诗，见存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去其九。”但我们只要分析一下当时的形势，问题可能就容易解决了。原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周王朝采集诗歌，经过大师“比于音律”，再由周王“钦定”编选成集，代表着官方意识形态，颁行于各诸侯国。而到春秋时代，礼乐崩坏，“乐礼征伐，自诸侯出”。天子不能统一颁布礼乐，乐诗保存在了周太师与各诸侯国的乐官手里。传统的乐诗因长期不演奏而散乱失传。中间有好事者收集整理，也难得其完。如《国语·鲁语下》言：“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正考父是孔子的八代祖先，其所校的《商颂》有十二篇，但到编定《诗经》时，却只剩下五篇了[49]。当时乐诗保存最好的当数鲁国，因此在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至鲁时，特意要观周乐。晋国大臣韩宣子也有“周礼尽在鲁矣”之叹。但鲁哀公时，鲁国礼乐也散佚不堪了。《论语·微子》篇提到当时乐师走散的情况说：“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亚饭、三饭等，皆以乐侑食之官），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孔安国注曰：“鲁哀公时，礼壊乐崩，乐人皆去。”孔子在 “自卫反鲁”前，先后到过齐、周、卫、曹、宋、郑、陈、蔡、楚等诸多国家，从他对礼乐的重视程度可以想象到，他到各地之后，对各国乐师所保存的诗乐自然会特别留意。如到了齐国，与齐太师谈音乐，听《韶》乐，竟然“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在鲁国，则与师己交朋友，与鲁太师探讨音乐，跟师襄子学鼔琴[50]。他周游各国时，随时从各方收集乐诗。所谓“三千余篇”，当是他所收集到的篇数。但在这三千多篇中，有相当多都是重复的，还有些是残篇断简无法演奏、不能用于礼乐的。于是孔子一是“去其重”，把重复的、大同小异的去掉；二是“取可施于礼义”，将能用于礼乐者取出，如此而得者不过三百余篇而已。因此司马迁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刘向校书，可作所为孔子“删诗”最好的佐证。汉改秦之败，大收篇籍，迄孝武世，书缺简脱，刘向开始了艰难的校书工作。他在《管子书录》、《晏子书录》、《孙卿书录》等篇中记录下了去复定篇的情况。如：

所校雠中《管子》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

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

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重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51]

《孙卿书》收集到三百二十多篇，而重复的就有二百九十多。以此推之，孔子“删诗”，十去其九，完全是情理中的事。不过准确地表达，应该说是“整理”而不是“删”。

宋郑樵提出：

大抵得其乡声则存，不得其声则不存也。周之列国，如滕、薛，如许、蔡，如邾、莒等国，夫岂无诗？但鲁人不识其音，则不得其详。季札聘鲁，鲁人以《雅》、《颂》之外所得十五国风尽歌之。及观今三百篇，于季札所观与鲁人所存，无加损也。若夫夫子有意删诗，则当环辙之时，必大搜而备索之，奚止十五国乎？然圣人不欲强备者何也？盖以天下情性美刺讽咏亦不过是也。删诗之说，非夫子本意，汉儒孔安国倡之。[52]

清王士祯则曰：

孔子但正乐，使各得其所而已，未尝删《诗》。观“自卫返鲁”云云可见。且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家语》对哀公问郊亦曰：“臣闻诵诗三百，不可以一献。”知古诗本来有三百篇，非孔氏自删定也。[53]

这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意见。根据他们的分析，《诗经》应该是鲁国通行的本子，在孔子之前早就如此了，未必经过孔子删定。这种观点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也忽略了一个问题。司马迁在“古者诗三千余篇”这段记载前，先是说：“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在这段记载后又曰：“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孔子整理《诗经》的目的，不在诗之本身，而在“兴正礼乐”。因此他首先是从礼乐的角度考虑诗篇的取舍的。凡无法演奏、不能用于礼乐者，如一些徒歌、民谣，残竹断简，皆舍而不取。而鲁国乐师所保存的、曾为吴公子演奏过的乐章，则是全部能够演奏、可用于礼义的，也是当时保存最为完好的本子，从大的构架上自然不必大加删损。至于具体篇目和各篇的情况，则难得其详。《论语》中反复所谓的“诗三百”，当是孔子当时掌握的大略数字。《孔子世家》于孔子自齐返鲁后言：“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崔述《洙泗考信录》以此为定公五年后事[54]，其说大致可信。此去孔子“自卫返鲁”之年尚有二十四年之久。也就是说，孔子在鲁定公五年就开始了修《诗》、《书》的工作，其间他边授徒边收集诸国保存的本子，或有出入，自可择善而从。此与后世的校勘图书是相差无几的。如果说在这中间，孔子“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竟无一删削，恐怕也是不合情理的。清儒范家相曰：

圣人述而不作，六经皆经折衷以垂万世。若于《诗》一无去取删定于其间，则今之三百五篇直非圣人之经矣。葢夫子删《诗》，于《诗》之施于礼仪而不可缺者必不删去。《肆夏》、《采齐》、《新宫》、《狸首》诸诗皆亡佚于未删之先，而非删之于见存者也。季札观乐，未尝条举篇目，安知诗之一无散失耶？即如《商颂》十二篇，孔子岂肯删去其七，以缺先朝之乐章？其早佚于未删之前可知。若但以诗三百一言据为不删《诗》之证，失之逺矣。……东迁以后之诗，王不巡狩，诗之存于国史者，不经王朝之采录，其中贞良邪僻，杂出不齐，孔子安得不合以《韶》、《武》、《雅》、《颂》之音，删而著之于经耶？[55]

王士祯等认为孔子只是“正乐”，未曾“删诗”。其实“正乐”与删定诗篇是相联系的。即如范家相所说：“诗与乐通，乐正则诗亦正，不分为二也。[56]”

今存《诗经》的本子，未必是先秦旧帙[57]。但就其总体构架而言，不会有多大变动。《诗经》各部分的诗篇，基本上是按时间先后编排的，再度、三度编辑，乃是在原基础上的增益，即于旧作之后，附以新收集的篇子。孔子编诗，除对“二雅”、《周颂》、“二南”、“三卫”部分有所增补外，最主要的还是编定了《王风》以下十国的诗。关于十五国风的次第，有三种排列，如欧阳修所说：

《周南》、《召南》、《邶》、《墉》、《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曹》，此孔子未删之前，周太师乐歌之次第也。《周》、《召》、《邶》、《墉》《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此今诗次第也。《周》、《召》、《邶》、《墉》《卫》、《桧》、《郑》、《齐》、《魏》、《唐》、《秦》、《陈》、《曹》、《豳》、《王》，此郑氏《诗谱》次第也[58]。

郑氏《诗谱》因出自《诗经》成编之后，我们姑可不论。就今本《诗经》与周太师乐歌次第之差异，也可以看出编撰者的用心来。即如何异孙曰：“比周太师旧文，可以见圣人之意[59]。”朱熹以为：“十五《国风》次序恐未必有意”[60]，但今本《诗经》为何要改变太师乐歌之次第呢？孔颖达、欧阳修、蔡卞、张载、程颐、章如愚、何异孙等皆对此作过探讨[61]，而言之较切事理者要数清儒虞惇了。虞惇有如下一段论述：

按《国风》次第，先儒迄无成说，窃尝著论以发之，今载其略。曰：或问变风之国十有三，先《邶》、《墉》、《卫》何也？曰：殷之故墟也。《诗》曰：“仪监于殷”。《邶》、《墉》、《卫》，周之所监也。次以《王》，何也？曰：殷不监于夏而周墟之，周亦不监于殷，王之所以为王也。次《郑》何也？郑畿内之国也，从王而东，故《王》后次之。次《齐》次《魏》次《唐》次《秦》何也？曰：此霸国也，王自是变而霸矣。自僖王之元年而齐霸，自襄王之十年而晋霸，又九年而秦霸。《魏》先于《唐》，犹《邶》、《墉》先于《卫》。不曰晋曰唐，从始封也。次《陈》何也？曰：定王之九年而楚庄入陈，盖自是而中国无霸矣。夫子伤之，故变风终于陈灵也。次《桧》次《曹》何也？曰：桧灭于西周之终，天下无王也；曹灭于春秋之终，天下无霸也。乱极则思治，故终之以《豳》[62]。

类似的分析，何异孙也曾说过，不过没有虞氏简明。虞氏之说基本上触及到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周太师保存的《国风》次序，看不出有什么规律，似乎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可能是根据采集的先后次序排列而成的。而孔子的重新整理，则对其作了历史性的思考。首先他考虑到的是春秋时代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即王权的丧落与霸权的兴起。故而对“三卫”以下国风的排列，先列《王风》，以示王国虽微，其爵犹存，世犹尊之。接着以《郑风》次之。虞惇以为郑原属于畿内之国，后来又是随王室东迁的，所以《郑风》次于《王风》之后。其实《郑风》次于《王风》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因为郑是春秋时代首先兴起的霸权国家。《春秋》始于鲁隐公元年，而隐公元年最大的一件事就是郑国内部发生的兄弟争地的一场大战。战争以郑庄公胜利告终。从此之后郑国日强，郑庄公于二年伐卫，三年侵周，四年抗宋、卫、陈、蔡联军，五年败燕师，伐宋入其郛，六年侵陈，九年又以王命伐宋，十年合齐、鲁再次伐宋，十一年会齐鲁灭许，鲁桓公五年大败周、卫等五国联军，六年救齐而败北戎，十年合齐卫伐鲁，十一年与齐卫宋诸国结盟于恶曹，几乎成为霸主。史家称“郑庄小霸”[63] 。随后霸业相继而兴者是齐桓公（此前有齐僖公小霸）、晋文公、秦穆公，故诗以齐、晋（《魏》、《唐》）、秦数国之风相次。《秦风》以下《陈》、《桧》、《曹》、《豳》等风，则略依其地及影响之大小而附次之，不见得有什么严格标准了。《豳风》附于最后，可能因豳在周时已非国名，只是一地区而已的缘故。

另外，《大武》原不入《诗》[64]，此次编辑则附于入《周颂》后。鲁国是周公之后，《商颂》为先代之乐，故将二颂次于《周颂》之后。

需要说明的是，相当多的学者都认为《诗经》是由乐师编辑而成的[65]。但正如许廷桂先生所言，秦穆公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赵衰说“《诗》《书》义之府也”。像这样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太师是不够格承担其总纂任务的[66]。因而《诗经》在春秋时代之所以具有权威性，是因为它出自“乐礼征伐，自天子出”的王朝政治中心。而其在战国之后所具有的地位，则是由孔子决定的。《诗经》既为乐歌总集，自然应由熟谙音律的乐官手定。但要知道儒与乐师本有着极为深远的源渊关系[67]，故诗三百篇，孔子可弦而歌之；孔子厄于陈蔡之间，竟可弦歌之声不絶；孔子弟子治武城，武城便可闻弦歌之声[68]；刘邦灭项羽，引兵围鲁，鲁中诸儒竟然讲诵弦歌[69]。海州地方因与邹鲁为邻，而有洙泗之遗风，故而“家《诗》《书》而户礼乐，弦歌之声不絶于闾巷。[70]”这皆足可证明儒与乐之关系。因而作为儒家鼻祖的孔子，编订《诗经》，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 而且又因孔子在文化史上的绝高地位，完全可以赋于《诗经》以典经性、神圣性的。

《诗经》的三次编辑问题，因书阙有间，史记不详，我们以上只是作了尽可能的考证与合乎情理的推论。从以上认定的三次编辑来看，其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用意和目的。第一次宣王编诗，主要是从“典礼仪式”出发考虑的，目的是在“兴正礼乐”，再致盛世。即所谓“法文武成康之遗风”。因而他所“钦定”的只是典礼乐歌，倡导的是一种中正平和之音。据以上考证，尽管宣王有可能是“采诗”制的真正实行者，但所谓“观民风，知得失，自考正”，只是要求政治家自己掌握的事情，故不必颁于天下。平王时则不同了。平王编诗，则是从“反于治道”考虑的，带有非常强烈的政治功利目的。他想从亡国的教训中复振国祚，故而所编以厉、宣、幽三世“怨诽”之音为主，并将此颁于诸侯，以警天下。他所追求的目标只是维护周统不坠而已，故远不及宣王之高远。孔子编诗则面对的是“礼崩乐坏”、天子失统的现实。因而他所考虑的是恢复周礼、“雅颂各得其所”的问题，同时也考虑到了文化承传与世道人心的修复的问题，故将 “可施于礼义”作为一项标准。

《诗经》经过三度编辑，规模加大，也基本定型。故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之后的战国人，如《左传》“君子”引《诗》，及于《曹风》；《晏子》引《诗》，及于《王》、《郑》、《豳》；《孟子》引《诗》，及于《鲁》、《齐》、《魏》等，其范围就超越了春秋引《诗》赋《诗》的局限，在“二雅”、“三卫”之外，增多了对《王风》以下国风及《鲁颂》的引用。这应当是增订本《诗经》传播的说明。值得注意的是，今本《诗经》与孔子所编的《诗三百》，其间仍存有不同。但这可能是在流传中出现的问题。因为古代不存在著作权的问题，同一部著作在不同的传播系统中，因传播者根据自己的认识往往有所损益，故便形成了不同的版本。今本《诗经》与《论语》中引《诗》有所不同，当属此类，并非存在四度编辑问题。

海溪河评论：作者为不引起刺激，故语言温和。1。注意，“臣闻诵诗三百，不可以一献”，这里的“诗三百”，本人认为不一定是指一本书，而是说读了很多篇诗。2。其他地方说的“诗三百”，可能是当时流行的数目，或者，他本人早有计划。比如说，“诗三百，思无邪”，可以理解为他向学生说明编书方针，而非评论别人编好了的书。3。孔子编书的原则是：能入乐；或者，有“教育”意义。------他要不要负责，大家思考。当然，他当时想不到那些诗的重要性。但删书[[这个论文是说删“诗”]]则是另外一回事。孔子曾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没有给周王编史的权力。他冒着被后世唾骂的危险编书，是因为看到“臣弑君”，“子弑父”，想通过编书来达到教育社会的目的。这是他不明白奴隶主必将被地主取代，政权更迭肯定要有杀戮，他正好赶上了社会变革时期。那么，权力之外的事他要做，权力之内的《尚书》是什么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新资料附：时间：2008/10/27 出处：京华网

2100枚战国竹简入藏清华

　　为目前所见最早、数量最多的竹简书之一

　　本报讯（记者周逸梅）昨天，清华大学宣布，2100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入藏清华。这批竹简是目前数量最多、年代最早的竹简书之一。

　　校友捐竹简给母校

　　这批竹简是今年7月由校友赵伟国从境外拍卖所得后捐赠给清华的。至于这批竹简的出土时间、流散过程，目前已不得而知。

　　清华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回忆，当时这批竹简包着保鲜膜，装在密封筒里被送到学校，已经有菌害霉变的危险。

学校特地为此“白手起家”成立了专门的实验室，还成立了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整合清华历史、化学、图书馆等学科资源，聘请专家保护清理。几天前，第一阶段的保护工作基本完成。

　　首见古代“口袋书”

　　经过11位学者组成的专家组鉴定，这批“清华简”属于战国中晚期，距今大约2300—2400年左右，应出土于古代的楚国境内。初步统计竹简数量约为2100枚（包括残片），预计整理后为1700支。

　　“清华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有46厘米，最短的不到10厘米。“10厘米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口袋书’了，在以前从未发现过。”李学勤介绍，战国简最早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只有零散的出土。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两次发现大量的战国竹简书，分别为800支和1000多支，所以“清华简”可以说是目前数量最多、而且年代最早的竹简书之一。

　　《尚书》佚篇首现

　　之前发现的竹简书，多为哲学思想领域的书籍，而“清华简”则多为“经、史”类书，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很重要的意义。从目前的检视结果看，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发现了失传的《尚书》篇章。《尚书》是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列于六经之首，为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据称先秦时《尚书》有百篇，经过秦始皇焚书，大多佚失，汉朝初年只有29篇流传下来。

　　“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都是焚书坑儒以前的写本。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縢》、《康诰》、《顾命》等，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则是前所未见的佚篇。

　　另外，“清华简”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一篇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历史上从西周初起至战国前期，与传世文献《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容。此外，类似《国语》的史书、类似《仪礼》的礼书、前所未见的乐书、与《周易》有关的书等，都是两千余年无人见过的。【本月25日，研究文献已成书】

[ 本帖最後由 原水 於 2013-4-21 06:43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