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中国古代文明与其独特的龙王信仰
無頭像
原水
版主
Rank: 5Rank: 5

帖子 824
註冊 2012-5-27
用戶註冊天數 4362
發表於 2013-4-18 10:12 
175.150.160.51
分享  私人訊息  頂部
李洪志
發表於 : 週四 4月 18, 2013 7:16 am

转贴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与其独特的龙王信仰




在近年来的龙文化研究中,把龙为司雨之神、龙王拥有众多珍宝以及“真龙天子”观 念的形成,说成是受印度文明影响的结论是不妥当的,其主流方面应是中华文明的体现,印度文明的影响只是配角。龙王庙的兴建应是受印度文明的影响,但其最早 出现的时间应在唐代,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宋代。限于篇幅,本文智小涉及,要针对第三方面的一些研究结论,提出质疑,以求教于方家。



一、龙为司雨之神是否受印度文明的影响



中国的龙文化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产生了龙的崇拜与信仰,但那时只是把龙作为凤、麟、龟等四灵之首,即使赋予龙许多神通,其也没有摆脱动物的形象。 自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固有的龙文化相结合,于是龙的形象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龙作为佛教中的天龙八部之一的护法神,除了具有更多的神通外,甚至 还能变形为人,具有了人格化的思维能力,有家族眷属,有精美的龙宫,龙王与龙女的故事更是流传于中国大地。关于这些方面,学术界几乎没有异议,但是这并不 等于说是一切都已取得了一致的观点,在一些方面的研究结论还是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比如龙作为水神所具有的司雨功能是否是受印度文明的影响,就很值得认真 地思考。



佛教中有多部经典专讲龙王,如《佛说海龙王经》、《佛为海龙王说法印经》、《十善业道经》、《佛为娑伽罗龙王所说大乘经》。有学者指出:“随着佛教的传播及这些佛经的译出,海龙王护持佛法卫护众生,又专管兴云布雨的观念深入民心,而风调雨顺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既认为龙王司雨是随着佛教尤其这几部佛经的译出,才得以深入人心的。还有学者认为:“是先由佛教传入后,把佛经中的龙与中国的古传的龙相融合起来,后再产生求雨之举的,”也认为祈龙求雨是佛教传入后才有的现象,还有学者则更加明确地指出:“祈雨行雨故事是受那伽故事影响而产生的另一类型。”文中所谓的“那伽”,即梵文Naga的音译,本意是蛇,中国译为龙。然而仔细考察中国古文献的记载,发现实际情况并不如以上学者所论的那样,早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我国古代就有了祈龙求雨的相关记载,龙王作为司雨之神是中国文明中固有的东西,并不是外来的。



关于龙有司雨这一功能,最早的记载当见于《山海经》,所谓“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应龙因为帮助黄帝战胜蚩尤和夸父,因而上不了天,不能上天的后果就是地上因此而大旱。所以说在传说时代,人们就认为龙有降雨的功能,在大旱时“为应龙之状”,就可以使天降雨,这应是上古时期祈龙求雨的一种形式。既然龙具有行云布雨的神通,因而也就成为人们祈雨的对象。有学者认为,中国在秦代以前,祈雨时是不祭祀龙的,祈雨祭龙当是从唐代开始的。然而从文献记载看,早在黄帝时代,我国就已经开始祈龙求雨了。如《太平御览》卷十一《天部·祈雨》引《遁甲开山图》曰:“绛北有阳石山,有神龙池。黄帝时遣云阳先生养于此,帝王历代养龙之处,国有水旱不时,即祀池请雨。”《墨子》卷十二《贵义》载:“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这种“杀龙”方式是古代一种巫术,所杀之龙当是塑造之土龙,其目的是以此激起天上真龙的愤怒,从而降下甘雨消除旱灾。《淮南子·地形训》亦载:“土龙致雨。”高诱注:“汤遭旱,作土龙以像龙,云从龙,故致雨也。”《神农求雨书》中对古代人们采用颜色不同的龙进行求雨的方式有详细的记载:“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为青龙,又为火龙东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为赤龙南方,壮者舞之;戊己不雨,命为黄龙,壮者舞之;庚辛不雨,命为白龙,又为火龙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为黑龙北方,老人舞之。”舞龙求雨是古代人们祈雨的方式之一,不必一定如后世那样建庙焚香致祭品才算祈龙求雨。







至秦汉时期,仍然沿袭了上古作土龙以求雨的做法,如《新论》曰:“刘歆致雨,具作土龙,吹律及诸方术无不备设。谭问:‘求雨所以为土龙何也?’曰:‘龙见者,辄有风雨兴起,以迎送之,故缘其象类而为之。”汉代还沿袭了上古作五龙以祈雨的方式,据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凡求雨,甲乙日制大苍龙一、小苍龙七;丙丁日制大赤龙一、小赤龙六;戊己日制大黄龙一、小黄龙四;庚辛日制大白龙一、小白龙八。各以不同年龄组的人舞之。其形式与上引《神龙求雨书》如出一辙,显然是沿袭传统而宋的。综上所述,可见有人认为“基本上可以说从先秦两汉直到六朝,中国人尚无龙王专司行雨的观念”,是多么地缺乏论据支撑。



我 国把祈龙求雨正式列入国家祭祀是在唐代,这一点在学术界已为共识,但并不表示祈龙求雨的习俗始于唐代,关于这个问题上面所列举史料已有充分说明。在秦汉以 前佛教尚未传入中国,因此这个时期存在的祈龙求雨的情况,只能说明这一习俗在我国由来已久,与印度文明的传入并无必然的关系。



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经过魏晋南北朝的迅速发展,至隋唐时期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从而使佛教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加之祈龙求雨在这时已成 为国家祭祀的内容之一,遂使一些学者误以为祈龙求雨是受印度文明影响的结果。前面已经论到,梵文Naga,本意是神蛇的意思。印度人极为崇拜蛇,在其文化 中蛇具有极大的神力,是水世界的统治者。而中国人却极为厌恶蛇,因此佛学家在翻译佛经时,便把Naga译为龙,从而极易使中国传统的龙与印度的Naga混 为一淡。加之佛教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的龙又吸收了印度神蛇的一些神通,使得两国文明在这个问题上水乳交融,很难分清哪些成分来自印度,哪些是中华文明固 有的东西。佛教中的龙为“天龙八部”之一的扩法神,在八部中地位仅次于天众,位列第二,有着极大的神通,不仅能够降福消灾,而且还能兴云布雨。而在中国古代正好又有祈龙求雨的习俗,于是便极易导致将这种习俗误以为是受印度文明的影响。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有关中国析龙求雨的情况,前面已有许多论述,这种祈雨活动显然与印度文明的影响无关。那么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尤其是佛教发展极为繁盛的隋唐时期的祈龙求雨活动是否是受印度的影响呢?这就需要认真地分析了。



从唐人祈雨的相关内容看,应该说沿袭中国传统更多一些。在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年)以前,在唐朝的国家祭祀中,祈雨时包括祭土龙与龙池,所谓“孟夏后旱,则祈雨,审理冤狱,赈恤穷乏,掩骼埋凿。先祈岳镇海渎及诸山川能兴云致雨者。皆于北郊遥祭而告之。又祈社稷。又祈宗庙,每以七日皆一祈。不雨,还从岳渎如初。旱甚,则大雩。秋分后不雩。初祈后一旬不雨,即徙市,禁屠杀,断扇,造大土龙。雨足,则报祀”。可见这时的国家祈雨并不仅限于祈龙,还包括“岳镇海渎及诸山川能兴云致雨者”以及社稷、宗庙等,这种做法与中国传统的祈雨方式是完全一致的。如《礼记·月令》载:“山川百源能兴云致雨,众水始共出为百源,必先祭其本。”说明直到唐代祈龙求雨并非唯一的选项。从这条史料看,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即在唐朝的国家祭祀中仍然存在造土龙祈雨的传统做法,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传统祈雨的主要方式,与印度文明并无关涉。



無頭像
原水
版主
Rank: 5Rank: 5

帖子 824
註冊 2012-5-27
用戶註冊天數 4362
發表於 2013-4-18 10:13 
175.150.160.51
开元十六年以来,国家诏令正式修建龙坛和龙堂以供祭祀。所谓开元“十六年,诏置(龙)坛及祠堂”。除了国家祭祀修造龙坛与龙祠外,地方在祈雨时也如法炮制。如广德二年(764年)八月,应道士李国祯的请求,令“于(昭应)县之东义扶谷故湫置龙堂”。唐人在祈龙求雨时筑五龙坛、祭五龙的行为。也是沿袭中国上古习俗的一种做法。关于上古的这种做法前面已经论到了,只是当时尚未筑坛而已。唐代的国家祭祀规定:“仲春祭五龙,笾豆皆八、簋一、筐一、俎一。”并且明确规定:“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众星、山林、川泽五龙祠等,及州县社稷、释奠为小祀。”是进一步地证明了祈龙只是唐代祈雨的对象之一,风师、雨师、山林、川泽等也都是其祈雨的对象。此外,在唐人的祈雨活动中,造土龙的传统做法一直沿袭未变,关于这个问题在文献中有大量的记载。如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三月,“以久旱,徙东西二市,于是祭风伯、雨师,修雩祀坛,为泥人、土龙及望祭名山大川而祈雨”。唐代宗大历九年(774年),“京师旱,京兆尹黎斡作土龙祈雨,自与巫觋更舞”。这些都是沿袭传统的祈雨方式,而这种方式早在佛教传入之前就已有之。

不可否认的是,在祈龙求雨上印度文明对中国的确有一定的影响,比如:释昙超建元末被富阳县请去祈雨,“办船于江中,转屿《龙王经》。县令即请僧浮船石首。转经裁竟,遂降大雨。高下皆足,岁以获收”。再如“释真观,字圣达。……开皇十四年,时极亢旱,刺史刘景安请讲《海龙王经》。序王即讫,骤雨滂注。自斯厥后,有请便降”。 这些都是延请僧人祈雨的事例。这种情况与延请道士、术士等类人员做法祈雨并无根本的不同,只能说明佛教传入中国后,在祈雨时又多了一项选择。不过佛教文化 对祈雨的影响主要并不表现在这个方面,以笔者愚见,在祈雨方面,自唐朝以来,龙王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以山林川泽等为祈雨对象出现了愈来愈少的趋势。随着佛 教影响的日益扩大,前往佛寺也逐渐成为祈雨的常见方式,如五代后唐末帝清泰元年(934)七月甲辰,皇帝“幸龙门佛寺祷雨。十二月庚寅,幸龙门祷雪”。这种现象在五代诸朝中并非仅此一例。此后历朝到佛寺祈雨的行为越来越多,这不能不说是佛教文化影响的结果。

此外,随着佛教中国化趋势的加快,龙王司雨的观念更加普及,每逢天旱,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向龙王祈雨。尽管龙为水神的观念早在中国上古时期就已有之,但如此 普遍地深入人心,并形成人们的共识,不能不说是佛教影响的结果。尤其是海龙王的信仰,应该说是直接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唐玄宗曾经加封过四海龙王,宋仁宗加 封东海龙王为渊圣广德王。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十月,“诏天下五龙神皆封为王爵,青龙神封广仁王,赤龙神封嘉泽王,黄龙神封孚应王,白龙神封义济王,黑龙神封灵泽王”, 从而将龙王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至元明清时期,祈雨无不祭祀龙王,加之道教的推波助澜,创造出了诸天龙王、四海龙王、五方龙王,并发展到凡有水之处无不有 龙王的程度。需要指出的是,宋朝封五龙神为王,五龙即五方龙,这是中国古代固有的东西,并非来自印度。因此,我们认为印度文明的输入,固然对中国祈龙求雨 的习俗有一定的影响,但绝对不是占主流的东西,不能把中国存在的龙王崇拜与信仰全部都归之于印度文明的影响。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祈龙求雨是中国古代习俗的 长期沿续,只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其影响,从而使这种习俗更加深入人心。祈龙求雨应是中印两国文明交融的一个结晶。



二、龙王多宝与印度文明的影响

佛经中有不少篇幅描写了海龙王拥有无穷无尽珍宝的故事,如《佛说堕珠著海中经蜷八载:“乘船入海,诣海龙王,从求头上如意之珠。龙王见之,用一切故,勤劳入海,欲济穷士,即以珠与。时诸贾客,各各采宝,悉皆具足,乘船宋还。”再如《大方便佛报恩经卷四》:“大海龙王所止住处,其龙王耳中有一摩尼如意宝珠,汝往从乞,若得此珠者,能满阎浮提。”海 龙王向佛献宝的故事亦不少,敦煌壁画中就有多幅《龙王礼佛献宝图》。随着佛教的东传,从而使龙王与龙宫拥有大量珍宝的观念普遍流传。自隋唐以来,在中国也 出现了不少有关龙王与龙宫拥有巨额财富的故事,有的还影响非常深远,如《柳毅传》,《张羽煮海》。其中《柳毅传》描写龙宫的情况时写道:

始见台阁相向,门户千万,奇草珍木,无所不有。夫乃止毅停于大室之隅,曰:“客当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日:“此灵虚殿也。”谛视之,则人间珍宝,毕尽于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床以珊瑚,帘以水精,雕琉璃于翠楣,饰琥珀于虹栋。奇秀深杳,不可殚言。

既然龙宫拥有如此多的珍宝,世间自然有不少人企图通过各种手段来获得龙宫之宝。如《灵应传》载:“至梁天监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龙宫,入枯桑岛,以烧燕奇味,结好于洞庭君宝藏主第七女,以求异宝。”梁武帝贵为帝王,也惑于龙宫之宝,派人交结龙女以求珍宝,可见龙宫之宝不仅多而且奇。当然也有龙王向施恩于己的人赠送财宝的故事,如《报应记》载:“任自信,嘉州人。唐贞元十五年,曾往湖南。常持《金刚经》,洁白无点。于洞庭湖中,有异物如云冒舟上,俄顷而散,舟中遂失自信,不知所在。久之,乃凌波而出,云至龙宫,谒龙王,四五人命升殿念《金刚经》,与珠宝数十事。”人们之所以热衷于入龙宫寻宝,不仅仅是出于获取钱财的目的,更多的是因为龙宫中藏有神奇的宝珠。关于这种龙珠的神奇作用,《太平广记》中就收有不少故事,如:

咸阳岳寺后,有周武帝冠,其上缀冠珠,大如瑞梅,历代不以为宝。天后时,有士人过寺,见珠,戏而取之。…..大胡以银铛煎醍醐,又以金瓶盛珠,于醍醐中重煎。甫七日,有二老人及徒党数百人,赍持宝物,来至胡所求赎,故执不与。后数日,复持诸宝山积。云欲赎珠。胡又不与。

至三十余日,诸人散去。有二龙女,洁白端丽,投入珠瓶中,珠女合成膏。士人问:“所赎悉何人也?”胡云:“此珠是大宝,合有二龙女卫护。群龙惜女,故以诸宝来赎。我欲求度世,宁顾世间之富耶?”因以膏涂足。步行水上。舍舟而去。诸胡各言:“共买此珠,何为独专其利。卿既往矣,我将安归严胡令以所煎醍醐涂船,当得便风还家。皆如其言。

这 里描写的便是一颗龙珠,这颗龙珠不仅价值连城,而且还具有神奇的功能。类似的龙珠故事在中国还有不少,在民间也有很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此类故事也引起 了一些学者的关注,有人认为这种龙珠是佛教东传以后才有的,并说是佛教中有一种宝珠,又名摩尼珠或如意珠。其实这种认为龙珠是佛教东传以后才有的观点是不 正确的,最起码是不全面的。

关于龙有宝珠的说法,在中国由来已久。关于龙珠记载最早见于《庄子·列御寇》:“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颁下。”《卑雅》卷一《鲛》亦载:“龙珠在颔。”《述异记》亦云:“凡有龙珠,龙所吐者……越人谚云:‘种千亩木奴,不如一龙珠。”’就是说得到一颗龙珠,胜过种一千亩柑橘。上述记载说明,龙珠并非是佛教东传以后才出现的,先秦时期已有龙珠的说法,且龙珠常藏在龙的口腔之中,适当的时 候,龙才会把它吐出来,说明龙珠极其珍贵。中国的古人不仅认为龙有龙珠,蛇亦有珠,叫作蛇珠。《埤雅》卷十《蛇》条引《述异记》曰:“凡珠有龙珠,龙所吐也;蛇珠,蛇所吐也。语曰:‘蛇珠千枚,不如一玫瑰。’言蛇珠贱也。”玫 瑰,即美珠也。说明印度古典文明与中国一样,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蛇应有珠。佛教中所谓的龙珠,实则蛇珠也,只是由于中国高僧在翻译佛经时将其译为龙珠而已。 中国的古人将龙珠与蛇珠视为两种贵贱不同的物品,在印度文明中是没有这样的严格区别的,这是两国文明的不同之处。由于中国的佛经翻译者将印度神蛇翻译成了 龙,把蛇珠翻译成了龙珠,这样便与中国文明中固有的龙珠概念相混淆了,实际上是自欺欺人。印度文明崇拜蛇,自然也就推崇蛇珠了,而中国文明将蛇视为一种令 人厌恶的动物,于是也就看不起蛇珠,将其视为贱物。两国文明如此不同,如何能说在这个问题上印度文明影响了中国文明呢?要说有影响也是中国文明先将印度蛇 文化改造为龙文化,然后吸收了其中一些文化因子。

龙是财富的象征,也是中国文明固有的观念。《艺文类聚》卷九十六懒介部上·龙》载:“《河图》曰:黄金千岁生黄龙,青金千岁生青龙,赤(下有脱文)白龙…..玄金千岁生玄龙。”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后世也都将龙的出现与宝物的发现联系在一起。如“贞观中,汾州言青龙见,吐物在空中,有光明如火,坠地,地陷,掘之得玄金,广尺,长七寸”,“乾元二年九月,通州三冈县放生池中,日气下照,水腾波涌上,有黄龙跃出,高丈余。又于龙旁数处,浮出明珠”。龙既能生宝,自然也就拥有众多的宝物,于是龙便与财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有 鉴于此,笔者认为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出现的众多的有关龙王与财宝的故事,虽然不能断然否定有佛教影响的因素,但是也不能排除有中国固有文化的沿袭 与传承的成分在内。把龙王拥有珍宝的观念完全视为印度文明的影响,显然是不适当的。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还是那个观点,即认为这是中印两国文明交融的结果, 或者说是中国文明在吸收印度文明(尤其是关于龙宫多宝的观念)的基础上,创造出的一种全新的中国龙文化。


無頭像
原水
版主
Rank: 5Rank: 5

帖子 824
註冊 2012-5-27
用戶註冊天數 4362
發表於 2013-4-18 10:13 
175.150.160.51
将最高统治者与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真龙天子的观念,这是中国文明所固有的,还是受印度文明的影响而形成的?是研究中印文明交融时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有学者为了证明中国真龙天子的观念是受印度文明的影响而形成的,提出了蛇文化曾经是中印两大文明共同走过的道路的观点,并列举了盘古、伏羲、女娲、共工舰融、黄帝等形象都和蛇有关的证据。 因为只有证明了中印两大文明都曾有过蛇崇拜,有了这样相同的因子,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才有基础。我们在前面已经论到了中国人对蛇的厌恶和龙的崇拜,因 此,即使对上古传说中的这些英雄人物形象的描绘,一度出现过蛇的某些因子,不久就发生了改变,而转为对龙的崇拜。何况对这些传说中的人物形象的描写到底是 龙还是蛇,也还不好下绝对的结论。比如描写盘古是“龙首蛇身”,祝融是“兽面人身,乘两龙”,女祸欣羲是“人头蛇身”。其中已经出现了龙的因子,至于所谓“蛇身”,到底是指蛇,还是指龙?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易说清楚的问题,因为龙本不是自然界实际存在的动物,不管是上古的龙还是近代的龙,都具有蛇身的形象,因此这里所说的这些人物的“蛇身”形象,说其是“龙身”也未始不可。

有学者指出:中国“龙以图腾为根基长成为一株枝叶茂盛的大树,其中一枝主十与历代帝室结合,使龙发展为至尊的象征”。又举例说《史记》记载汉高祖的母亲受龙感应而生了高祖,“自此龙与帝王的关系更深一层,‘真龙天子’遂成一牢不可破的意识”。但是这一观点却受到了质疑,质疑的论据主要出自于王充的《论衡》,王充在此书中明确反对当时普遍存在的龙崇拜,论者进而提出质疑说:如果“真龙天子”真是牢不可破的意识,那么王充的言论便是叛逆。并且认为由于中国的哲学思想中没有“轮回转世”投有“人畜互变”的观念,因此龙和人被“人畜有别”的银河隔开了,就“像牛郎、织女一样合不到一起。这就需要一种外来的文化力量来搭桥、来推动了”。也就是说要依靠印度文明来铸造中国的“真龙天子”观念。 这种观点看似有理,其实是没有深究中国哲学思想和对中国典籍不甚熟悉所导致的一种错误观点。以王充反对龙崇拜的观点来证明在汉代不可能形成真龙天子的观 念,从逻辑上看本身就存在问题。第一,在一种观念形成初期,不可能在全社会所有的人中都形成普遍的共识,有人提出反对完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相反没有人反 对反倒是不正常的社会现象。第二,在中国历史中从来都不缺少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家,不要说汉代,即使在先秦时期这样的思想家也不乏其人。既然如此,以王充 这一事例作为质疑的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固然没有“轮回转世”的观念,这一观念来自印度输入的佛教思想,在学术界是没有异义的。但是“人畜互变”的 观念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却是存在的,比如大禹在治水过程中, 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这一记载说明两个问题:其一,老妪主子变化为蛇,这是人畜直接变化的一个例子;其二,刘邦为赤帝之子,前面已经论到汉高祖刘邦之母与蛟龙交配而生其身子则刘邦应是龙子,这是人畜交配而生子的一个例子。后一种例子在中国文化中最为常见,是中国式的“人畜互变”的形态之一。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都是上古帝王之母与龙感孕而产子,此子后来便与众不同,成为姗府元龟蜷二《帝王部·诞圣》载了不少这样的事例,现录之如下:



神农氏母曰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人身龙首,感女登于尝阳而生帝。代君主。尧母曰庆都,观于三河,尝有龙随之,既而阴风四合,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帝于丹陵。文帝以汉王四年生。初帝母薄姬,高祖召欲幸之,对曰:“昨暮梦龙据妾胸。”高祖曰:“是实贵征也,吾为汝成之。”遂 幸有身。岁中生帝于河南。宣武母高夫人,初梦为日所逐,避于床下,日化为龙,绕己数匝,寤而惊,遂有娠。以太和七年闰四月生帝于平城宫。北齐文宣帝母娄太 后,既孕,每夜有赤光照室,私尝怪之。及产名之曰俟尼,鲜卑言有相子也。初娄太后有孕,六男二女,皆感梦孕,文襄则梦一断龙,文宣则梦一大龙,首尾属天 地,张口动目,势状惊人,孝昭则梦蠕龙于地,武成则梦龙浴于海。

由 于《册府元龟》一书所收史料不注出处,经查对,以上记载中神农氏条,见于《史记索隐》卷三十《三皇本纪二》;尧母条据宋人《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八载,引 自《帝王世纪》此书为晋人皇甫谧所撰,记事起三皇止于汉魏;汉文帝条引自《史记蜷四十九《外戚世家》,北魏宣武帝条引自<<魏书》八《世宗 纪》,北齐文襄、文宣、孝昭、武成诸帝条,则出自于《北史》卷十四《后妃传下》。以上五条中有两条出自《史记》,此时佛教尚未传入中国,当是中国文明的产 物。尧母条出自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一书,此书曾被当作信史而广泛地为他书所摘引,当是皇甫谧根据更为古老的记载而入书。《魏书》乃北齐人魏收所撰,《北 史》则出自唐人李延寿之手,是一种比较晚出的史书。

其实中国历代帝王与龙有姻缘的除了以上诸人外,还有东汉光武帝、东吴孙权、魏帝曹丕、晋元帝、晋安帝、刘宋高祖和南齐高帝等帝王。主张中国真龙天子的观念是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学者,对上述诸帝的史料提出质疑,认为除汉高祖的故事出自《史记》外,其余故事都出自唐朝,甚至是宋朝以后的文献,认为这些都是受唐朝几个皇帝与龙有关的故事的影响,才出笼的,是唐朝帝王对龙文化开发的杰作,而唐朝皇帝对龙文化的开发则是受印度的影响。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佛经把“佛就是神蛇”这个印度概念传到中国,而神蛇又被中国人译为龙,换句话说就是佛经把佛就是龙这个概念,在翻译上做了一些手脚,在神蛇的形象方面也做了很多改变,将原来的蛇头改变成了龙头,接受了印度神蛇的“象征功能”,而拒绝了它的“象征构势”,也就是外在的形象。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汉高祖时代是不可能开发出“真龙天子”的“象征功能”,“因为中国神话本身并不具备开发这种‘象征功能’的条件,佛教传来以后,这样的条件成熟了”。

从前面所列举的史料看,只有北齐文襄文宣孝昭武成诸帝的史料出自唐人,其余诸条的史料皆在唐朝之前,显然与论者所说的唐人开发“真龙天子”的所谓“象征功能”无关。而且也不是仅有汉高祖一条史料出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典籍中,还有多条史料也都是如此。论者没有仔细查阅中国文献,便妄下结论,实在是不可取的。

关于论者经常使用的所谓印度神蛇的“象征功能”的概念,是指其所具有的各种神奇的威力,即我们中国常说的“神通”。 印度神蛇被赋予了兴云布雨、降福消灾护持佛法护卫众生的神奇威力和职责,而中国的龙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就已经被赋予了类似的神通,并且能长能短、能大能 小,上能邀游于云天,下能深潜于渊潭,除了没有护持佛法的职责外,护卫圣君,施惠于民,也是中国龙常常被赋予的一些职能,可见中国龙与印度神蛇相比,在所 谓的“象征功能”上并不比印度神蛇差多少。即然如此。中国高憎有必要为中国的龙而接受印度神蛇的“象征功能”吗?这一切不正是中国的龙本来就具有的功能吗?论者为了证明印度文明影响了中国关于“真龙天子”观念的形成,便说中国龙接受了印度神蛇的“象征功能”;在其论著的另一处又说:“印度‘naga’的‘象征构势’虽然和‘蛇’相近,但它的‘象征功能’却大大地超过了‘蛇’,只有‘龙’的符号才能勉强装得下‘naga’的‘象征功能’。”这就等于承认了中国的龙本来就已具有相当于印度神蛇的所谓“象征功能”,于是才有了“只有‘龙’的符号才能勉强装得下‘naga’的‘象征功能”’的话。既然如此,中国的龙还有必要再接受一次印度神蛇的“象征功能”吗?这种自相矛盾的论述,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还有一条史料非常重要,据《太平御览》一六七《州郡部·夔州》条载:“《郡国记》曰:白帝城,即公孙述至鱼复,有白龙出井中,因号鱼复为白帝城。”可见白帝城之所以得名,是因为有白龙出现的缘故,这是将龙与帝视为一体的最好的事例。而这位白帝就是指公孙述,其为西汉末年人,称帝于蜀,号为成家,建元龙兴,时在公元25年。公孙述自称白帝,《后汉书》志十《天文志上胁载:“是时光武帝使大司马吴汉发南阳卒三万人,乘船沂江而上,击蜀白帝公孙述。”在我国古代以龙为帝王年号的甚多,据统计多达十四个,除了公孙述外,汉宣帝的最后一个年号为黄龙,即公元前49年。这些都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事例。比较早的还有三国时吴大帝孙权,其年号亦为黄龙,即公元229—231年;三国魏明帝曹睿,年号为青龙。时在公元233-236年;十六国之一的后凉吕光,年号为龙飞,即公元396年:十六国之一夏国的赫连勃勃,其年号为龙升,时在407-412年。后世帝王以龙为年号者就不再列举了。


無頭像
原水
版主
Rank: 5Rank: 5

帖子 824
註冊 2012-5-27
用戶註冊天數 4362
發表於 2013-4-18 10:13 
175.150.160.51
四、关于龙王庙始建时间问题

在近年来龙文化的研究中,关于龙庙的始置时间问题,也成为大家探讨的一个课题。有学者指出:“从史籍记载情况来看,北宋初年已经有了龙神庙。徽宗以后,龙神庙又称‘龙王庙’。”这种说法与史实明显不符。关于给龙修建祠庙的做法由来已久。东晋僧人法显在其所撰的《佛国记》又名《法显传》中,曾经记载了发生在印度的一则故事。他说:“一白耳龙与此众憎作檀越,令国内丰熟,雨泽以时,无诸灾害,使众僧得安。众僧感其惠,故为作龙舍,敷置坐处,又为龙设福食供养。”这种用宋安置龙,并设食供养的所谓“龙舍”,就其功能来说,类似于中国的龙祠、龙庙。其实在印度对那些及时行雨的龙王是十分感激的,常常杀牲隆重祭祀。印度为龙王修建龙舍并供养之的习俗,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对中国兴建龙祠庞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现有文献的记载看,中国兴建龙庙(祠)应在唐代。早在唐玄宗时期,就已修建了龙庙。据肽平广记蜷四二以《凌波女》引《逸史》载:

玄宗在东都,昼寝于殿,梦一女子容色浓艳,梳交心髻,大帔广裳,拜于床下。上曰:“汝是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龙女,卫宫护驾,妾实有功。今陛下洞晓钧天之音,乞赐一曲,以光族类。”上于梦中为鼓胡琴,拾新[日之声为《凌波曲》。龙女再拜而去。及觉,厩之,因命禁乐,自与琵琶,习而翻之。遂宴从官于凌波宫,临池奏新曲。池中波涛涌起复定,有神女出于波心,乃昨夜之女子也,良久方没。因遣置庙于池上,每岁祀之。

玄宗为龙女作曲,又于其所居之处建庙,应该是文献中记载的较早的一座龙庙。为龙女建庙,当是受佛教的影响。其实前面提到的所谓“五龙祠”、“龙堂”,就是龙庙的异称。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据《唐语林》卷五载:“玄宗时,亢旱,禁中筑龙堂祈雨。”唐德宗时,“又造神龙佛祠,须材五十尺者”。需要用长五十尺的木材造龙祠,可见其规模是较大的。这条记载明确地说建造的是“神龙佛祠”,显然是佛教在唐代影响日益扩大的反映。唐文宗太和初年,“汾水贯太原而南注,水有二桥,其南桥下尝有龙见,由是架龙庙于桥下,故相国令狐楚居守北都时,有一龙自庙中出,倾都士女皆纵观,近食顷,方孥奋而去,旋有震雷暴雨焉”。另据肽平广记)倦三九五《申文纬腺引《玉堂闲话》载:洛阳城南玉泉寺池北也建有龙庙。这些都是早在唐代就建有龙庙的明确记载。

五代也有龙庙出现的相关记载,依然是用来祭祀祈雨的。据州日五代史》卷六十四《朱汉宾传》载:朱汉宾“临平阳遇早,亲斋洁祷龙子祠,腧日雨足,四封大稔”。所谓龙子祠,当是指龙女庙。自唐代以来,有关龙女的故事层出不穷,影响日益扩大,唐代诗人岑参《龙女祠》诗曰:“龙女何处来,来时乘风雨。祠堂青林下,宛宛如相语。蜀人竞祈恩,捧酒仍击鼓。”[40]可见龙女祠香火之兴旺,龙女形象影响之大。另据《太平广记》四二五《梦青衣》引《野人闲话》:“孟蜀主母后之宫有卫圣神龙堂,亦尝修饰严洁,盖即世俗之家神也。一旦别欲广其殿宇,因昼寝,梦一青衣谓后曰:‘今神龙意欲出宫外居止,宜于寺观中安排可也。’后欲从之,而子未许。后又梦见青衣重请,因选昭觉寺廊庑间,特建一庙。土木既就,绘事云毕,遂宣教坊乐,白宫中引出,奏送神曲,归新庙中,奏迎神曲。”将神龙庙建在佛寺之中,亦是受佛教影响的表现。

自宋代以来,有关龙庙的记载便不绝于史籍,说明龙庙的兴建越来越多,而且也多称为龙王庙,从而使这一称呼统一并固定下来。至元明清时期,龙王庙遍及全国,无论城乡皆建有规模大小不等的庙宇,遂使龙王庙成为中国一种最为常见的建筑。



五、结语

中国龙文化虽然源远流长,却只有各种各样的龙的记载,而无龙王之说,龙王这一称呼应该是来自于印度。早在东晋高僧法显时,他就将海龙王的称呼带入到中国,北魏时杨街之也多次提到龙王。 但是一直到唐代,关于龙王的称呼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不甚普遍,自从宋仁宗、宋徽宗加封海龙王和五龙神为王以来,龙王的称呼便普及开了。可见印度文明如 果不借助中国的社会力量,要想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是比较困难的。可以说中国龙文化如此丰富多彩,影响如此之大,应该是中印两国文明交融的结晶,这一点在 学术界当无疑义。但是涉及到龙文化中一些具体问题时,分歧则是明显存在的。主要要搞清楚哪些方面中国文明是主流,哪些方面印度文明是主流,如果把这些问题 搞混淆了,甚至全部看成印度文明影响的结果,那就大错特错了。

前面论到的龙为司雨之神龙王拥有众多珍宝以及“真龙天子”观念的形成,其主流方面应该是中国固有的,虽然受到了印度文明的一些影响,但也是经过了改造和再创造。比如龙王的外在形象完全是中国创造的,并没有接受印度的蛇头形象;在佛教中虽然有“佛就是神蛇”, 神蛇帮助国王进行统治的说法,但却没有天子即是真龙的观念;在龙拥有珍宝和神蛇多宝这个方面,中印文明基本一致,印度文明的输入只是使这种观念的影响进一 步扩大而已。在龙王庙的问题上,中国受到了印度的很大影响,尤其是龙女庙的兴建表现得更加明显,然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中国固有的对龙的崇拜和祭祀的基础上 的,没有这种土壤则印度文明便无法在中国立足。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历史上的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保持着一种强势的状态,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虽然也吸引了不少外宋文明的优秀成果,但却从来没有全盘照搬过,对待同样是强势的印度文明也是如此,既有吸收,也有摒弃,更有改造和再创造。何况印度本来就没有龙文化,只有蛇文化,因此在中国龙文化的形成 过程中,印度文明只能扮演配角,绝不可能反客为主。



無頭像
原水
版主
Rank: 5Rank: 5

帖子 824
註冊 2012-5-27
用戶註冊天數 4362
發表於 2013-4-18 10:16 
175.150.160.51
"佛就是蛇"。

“但是一直到唐代,关于龙王的称呼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不甚普遍,自从宋仁宗、宋徽宗加封海龙王和五龙神为王以来,龙王的称呼便普及开了。”

龙一成王,华夏三次亡国。

龙只是黄帝的坐骑,而不是黄帝天子本身。
中国文化中,龙后来是怎么就变成“真龙天子”了呢?
“龙的传人”的说法也是很有问题的。

佛的本性就是蛇性,所以,佛造的印度民族最喜欢玩蛇了,连舞蹈都是蛇的动作,一抻一抻的。不管佛怎么打扮,它的特性在它所造的人中暴露无遗。

宋徽宗刚刚封龙为王,北宋就灭亡了。

比如龙王的外在形象完全是中国创造的,并没有接受印度的蛇头形象;在佛教中虽然有“佛就是神蛇”,神蛇帮助国王进行统治的说法,但却没有天子即是真龙的观念;在龙拥有珍宝和神蛇多宝这个方面,中印文明基本一致,印度文明的输入只是使这种观念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而已。在龙王庙的问题上,中国受到了印度的很大影响,尤其是龙女庙的兴建表现得更加明显,然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中国固有的对龙的崇拜和祭祀的基础上的,没有这种土壤则印度文明便无法在中国立足。
------------------------------------------
尽管这里一直在为龙辩解,但是从这种辩解中我们恰恰看出来,龙有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