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孔子后代全是汉奸,帮助满清屠杀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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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后人做汉奸 挺儒的给我进来解释![置顶][精华][推荐]



发表于:2009-12-07 22: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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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剧一年杀敌十亿


伊人



初夏,上海作协散文组到泰安开笔会,除了登泰山之外,曲阜当然是必去的。我是第一回赴孔子故里,很惭愧,竟没有一点“朝圣”的激动心情。跟着导游进孔府,观孔庙,访孔林,一个直接而肤浅的感觉是:真大。用文诌诌的话来说是:三孔气象大矣哉!大无疑是必须的——历朝历代,时有皇帝驾临,卿相拜谒,祭祀盛典更有皇皇八佾之舞,不大如何显尊贵、壮观瞻?而况如鲁迅所说:“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着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底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弗大更何以沫圣荫、享尊荣?古书上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夫子之泽竟能绵延两千多年,承露传衍至七十七世(孔德成),这堪称是绝无仅有的世界奇迹了。



这回游三孔,要说个人感受中最不堪忍受而又不得不忍受的,就是“这是乾隆的……”、“那是乾隆的……”了。这个大搞“文字狱”、虐杀文人庶民令秦始皇都望尘莫及的爱新觉罗弘历,曾经多次“驾幸”曲阜,在“圣人之乡”作诗啦,题词啦,大过其“风雅”之瘾,几乎到处可见其“御制”遗迹。此外还留下一些肉麻当有趣的所谓轶闻,比如有棵歪树,说是因为乾隆倚靠了一下,那树皮便化作了龙鳞——“你们看,像不像呵?”导游用小旗指着那歪树问。我想说声“无聊”,可还是忍了。芳龄二十的导游小姐说这个,不过是给游客添趣助兴而已,这是她的活儿,也不容易。



要说此番游历的收获,也有,就是买了一本有意思的书。这本书名为《孔府档案选》,是在孔府里买到的。



进入孔府,见两旁设有几个书摊,卖的大多是关于孔子和曲阜的读物,于丹女士的那本自然是摊摊皆有,且放在醒目的位置。我却一眼盯住了封面灰暗的《孔府档案选》,拿起翻了翻,里面选录的是孔府原始档案,都是真材实料,不是随心所欲的什么“心得”。我喜欢真实的东西,就未加犹豫买下了。



这真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而在孔府里面买到它,就更有意思了。



《孔府档案选》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2002年),主编骆承烈是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的教授,潜心研究孔子及儒学凡五十年。这本书的前身是他参与主编的《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23册),曾获国家级图书奖。据他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早参与整理孔府档案的颜世镛先生,是孔子爱徒颜回的七十七代嫡孙。这本《孔府档案选》的封面书名,则是由颜回的七十八代孙颜廷淦题写的。



而《孔府档案选》向世人展示的,却不是“圣人家”的光耀,倒是揭露出不少的阴暗和耻辱。但它绝不是什么“谤书”,因为书中所陈示的大都是孔府自家笔墨所写的真实记录。



翻阅着这本书,让我说什么好呢?我只能一个“唉”接着一个“唉”。



我实在不能不“唉”。且看——



  1644年清军入关,几乎兵不血刃地入主北京。九月初一,孔府衍圣公就奉上了《初进表文》,谀颂满清君主“承天御极,以德绥民”,什么“六宇共戴神君”啦,“八荒咸歌圣帝”啦,“山河与日月交辉”啦;还诚惶诚恐地自称“臣等阙里竖儒”,“今庆新朝盛治”云云。如此急切地向“新朝”献忠输诚,不能不令人吃惊。



想想大明朝老朱家待他们“圣裔”,实在是不薄呵!当年朱元璋称帝伊始,就赐给孔府祭田两千大顷(合六十万亩),并配拨耕种祭田的大量佃户。朱元璋还特赐龙头藤杖给孔氏族长,令其“主理家政”。……可以说,明王朝对孔府“圣裔”真正是优礼有加,皇恩浩荡。我们且不说什么“民族气节”,不要求“圣裔”们效法顾炎武、史可法、刘宗周、张煌言等抗清志士;单以“知恩图报”的旧道德而言,“圣裔”们对刚刚覆亡的旧朝也理应深怀哀念,至少不必那么急不可待,抢在“第一时间”向“新朝”进表献忠吧。



投桃报李。孔府的献忠“进表”极快得到了回报——九月初四日,清廷就下旨:“先圣为万世道统之宗,礼当崇祀,昭朝廷尊师重道之意。”恩准孔府圣裔仍将享有既有的一切优渥特权。“新朝”顺治帝福临当时只有六岁,因此,这个优礼孔府的圣旨,其实是摄政王多尔衮和降清的范文程等大臣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



第二年(1645年)闰六月,孔府圣裔又以实际行动,向“新朝”表示彻底归顺的忠心。这本档案选中有一篇《上剃头奏稿》,该奏稿称:臣(衍圣公)齐集上下众人,于闰六月二十六日,“恭设香案,宣读圣谕。……俱各剃头讫。……臣不胜惶悚战慄之至,为此具本奏闻”云云。



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江南的嘉定、松江、昆山、江阴等地,千百万士人和民众正在为抗拒野蛮的“剃发令”而殊死斗争;从这年的闰六月初一至八月二十三日,江阴民众浴血抵抗了整整八十三天!当时有个在华的洋教士就曾为“中国人为保护他们的头发和服装所表现出的悲愤和战斗勇气”而感佩不已。当然,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先圣祖训,和面对“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酷现实之间,孔府圣裔可以做出他们的选择;他们也不一定要像那些江南人为了头发而不惜丢掉脑袋。时势所迫,性命攸关,剃发就剃发吧,但有必要“不胜惶悚战慄之至”地上奏朝廷吗?用“奴相”一词来形容,有人或许觉得刻薄,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词比“奴相”更为适合。



二百七十年后,已是民国时代,在两次不大不小的闹剧中,孔府圣裔又有不甘寂寞的表演。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次年即为“洪宪”元年。《孔府档案选》里载有衍圣公孔令贻贺袁世凯称帝电文:



“皇帝陛下圣鉴:窃维俯顺舆情,允国民之拥戴;仰承天命,建皇权之谟猷。……令贻等守先圣尊王之意,输瞻云就日之诚,不胜懽忭鼓舞馨香庆祝之至。”



欢欣之色溢于言表。短短十多天里,袁世凯就四次召见孔令贻,并封其为“郡王”。档案选中还有一封族兄给孔令贻的信,族兄喜形于色地写道:“新帝待遇优隆,迭膺荣典,超越前代。……我邑自我弟晋封王爵,族中亲友,人人欢欣鼓舞,屡向兄讨要喜酒吃。”



可惜,袁的称帝闹剧仅八十多天就黯然收场,衍圣公的“郡王”梦当然也随之破灭。



一年多后,“辫帅”张勋帅兵入京,解散国会,拥戴溥仪复辟。孔府圣裔又急忙给张勋致电敬贺,称“日月重光,毅力殊猷,普天同庆”云云。这场闹剧更短命,只十来天就玩完了。圣裔们又空欢喜一场。



在我们看来那都是闹剧,而孔府圣裔当然不这么认为,在其心目中,那可是“守先圣尊王之意”的头等大事。孔令贻在给袁世凯的劝进电中明言“共和国体,既不适用于中华”;唯有“建皇权之谟猷”。游览孔府,至今可见到的对联中,有一句透出了“精义”所在:“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此所谓“国”就是皇权帝制之“国”,孔府圣裔赖此而安富尊荣。至于那“国”的皇帝,姓赵,姓孛儿只斤,姓朱,姓爱新觉罗,姓袁……都可以,他们很懂得与“氏”(不同姓氏的皇帝)俱进。



一本《孔府档案选》,让我见识不少。能在孔府里买到它,真的很有意思。




其他事迹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二月初,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抵曲阜。孔



子五十六代孙、衍圣公孔希学率曲阜元朝旧官迎降。




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北方的金兵举兵南犯,从宋都汴京掳走徽、钦二帝,北宋宣告灭亡。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仓皇南下,在当时的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为宋高宗,年号建炎。建炎二年(1128年)秋,金兵继续南下,高宗君臣移驻扬州,于十一月举行郊祀,召衍圣公参加祀典。此时曲阜的衍圣公是四十八代孔端友,他与从父孔传(原名孔若吉)奉诏赴扬州。




  一年后,金兵气势弥盛,高宗君臣渡江南逃至临安(今属浙江杭州),孔端友、孔传及部分孔子后裔,带着代代相传的子贡手摹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雕像随驾南渡。到杭州后,孔端友上书高宗,痛诉离祖别家之苦,请求赐予安居之地。高宗感念其奉驾南渡,遂颁旨赐其族人在衢州定居,并在那里兴建家庙,供奉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一切礼仪同在曲阜时一样,并钦拨祭田以资祭孔之用。孔氏南宗,就这样形成了。



  这个时期,孔氏南宗以衢州为中心向四方不断扩大。南宋先后封了孔端友、孔蚧、孔揩、孔文远、孔万春、孔洙六代衍圣公,同时,孔氏南宗族人也得以重用。比如,孔端友的堂叔、从父孔传官至中散大夫,堂兄弟孔端植为湖广通于令,孔端隐为江陵府推官,孔端弼为大理寺评事,孔端恩为杭州府教授。此外,孔氏南宗还得以按人口计量赐田,免于租税,以其所得收入的一部分供给孔氏族人衣食用费,一部分用于孔子祭礼。



  此后,南宋朝廷又多次赐以恩宠。赐予田地之外,又于宝佑八年(1253年)准衢州知州之请,拨款三十六万缗,命仿曲阜孔庙之制,在衢州城东北角的菱湖新建孔氏南宗的家庙。当时,此处为“城中胜地,堤岸交错,岛屿萦回,士夫别墅,楼阁相望”,可惜到南宋末年,该庙毁于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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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十八代衍圣公孔端友随宋高宗的偏安大军渡江南迁之后,金兵入主中原,建立了伪齐政权,刘豫于阜昌二年(1131年)封孔端友之弟孔端操之子孔(王番)为衍圣公,主持曲阜孔子林庙的祭事。这样,尽管孔子的嫡裔孔端友奉先祖及亓官夫人像南去,祭祀先圣的香火依然在曲阜四时缭绕不息。其后伪齐政权垮台,金熙宗于天眷二年 (1139年),仍封孔蹯为衍圣公。至此,孔氏北宗也正式形成。在南宋时期,北宗袭封的先后有孔拯、孔元措、孔浈等人。

  稍后,北宗衍圣公孔元措随同金政权迁往汴州,曲阜由其族兄孔元用主持祀事。宝庆元年(1225年),宋兵收复山东,以孔元用为衍圣公。宝庆二年,改授孔元用之子孔之全为衍圣公。蒙古族政权占领曲阜后,亦承认了衍圣公孔之全的身份。这样,在同一时期,形成了南宋、金及元三家朝廷各有一个衍圣公的局面。太宗五年 (1233年),元朝攻下金京汴都,金人所封的衍圣公孔元措又被元朝命为衍圣公,曲阜的衍圣公孔之全被改任曲阜县令并子孙世袭,不再与衍圣公职位有关联。
  元朝统一中国后,有大臣上书元世祖,认为孔氏南、北二宗应只有一个衍圣公作为正统世袭皇封,按照“大宗之法”,应由孔子嫡传后裔、此时寄寓衢州的衍圣公孔端友的后代袭封。元世祖采纳其说,钦定南宗为衍圣公,并让其返回曲阜奉祀。至元十九年(1282年),南宗的第六代衍圣公孔洙奉元世祖诏入京,对皇帝面秉自己的六代先祖均葬于衢州,且建有衢州家庙,自己又堂有老母,实不忍弃离衢州祖庙返回曲阜。他表示愿将衍圣公这一爵位让与北宗的族弟孔治,而自己乞请准予南还衢州奉养老母。元世祖对此大加赞赏,称孔洙“宁违荣而不违亲,真圣人后也”,遂准其所请,免去“衍圣公”称号,改任为国子监祭酒、承务郎,兼提举浙东学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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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冰凉的石凳上,随手翻阅起来。目录上“孔府与历代政权的关系”那一部分最让我感兴趣。细看目录,便有别样的感觉涌上心头。赶紧再翻看里面的内容,第一篇是清顺治元年孔府《初进表文》。当时的衍圣公于顺治元年九月初一日上表刚刚入关的清朝廷以示臣服。满篇皆是“率土归诚,普天称庆”、“恭惟皇帝陛下,承天御极,以德绥民”、“伏愿玉质发祥,懋膺天心之笃祜,金瓯巩固,式庆社稷之灵长”等等的句字。读着这样的文字,就想起了史可法,想起了李香君。就在衍圣公呈《初进表文》之时,史可法正在扬州与入侵的清军决一死战,最终以身殉国;李香君,一个秦淮河上的妓女,拒绝征入皇宫充当歌姬,以至血溅桃花扇,用性命来维持自己的贞节和道德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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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圣公是孔圣人之后,自然对圣人的著作熟稔于心;史可法是科举上来的,当然也深知“四书”之精髓;那个李香君有没有读过圣人的著作,就不得而知了。史可法和李香君面对外敌入侵时的表现,可谓异曲同工。可为什么血管里流淌着圣人血液的人,就是另一番作派呢?如果朱元璋泉下有知,不知道会怎么想:没有我朱元璋能有孔氏家族的地位权势吗?仅仅是土地,我就给了你们60万亩,还免了曲阜的税赋,还把阜知县由衍圣公兼任世袭改为世职。

也许,在孔子灵魂的冥冥指引下,衍圣公有未卜先知之能事,早就知道明朝已不可救药,早就知道清代将诞生出康、乾盛世,百姓将安居乐业。果真如此,衍圣公的选择无可非议。再往下看,心里就越来越不是滋味了,袁世凯称帝,衍圣公忙不迭的致电表示拥戴;汪伪政府成立,衍圣公发去贺电;西安事变解决后,衍圣公又是致电慰问蒋介石……只要谁统治了天下,不管三七二十一,总在第一时间表示臣服。不知道孔圣人对“气节”和“感恩”是如何阐述的,反正在我翻阅的那一章节里,没有看到。

『天涯时空』 [时事聚焦]彻底雷翻了!孔子后人曾先后降元朝明朝清朝大顺朝袁世凯张勋汪精卫
作者:冯贝壳_元帅 发表日期:2010-12-25 17:57:00

晚清的吴研人写过一个章回小说,就是我们都熟悉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虫蛇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这“三种东西”在我们的文化里都不是好东西——其实也不止三种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分?)。我惊奇于没有发生过“文革”的晚清,也会这样的“世风日下,人心浇漓”。可见“世风之日下、人心之浇漓”自有它特别的原因罢,我想用一句歌词来说明,“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文章最后附文一篇,何谓中国心,中国是什么概念。原文本人稍作加减。)
我在前面博文中说过这样一句话,美国老大的思想来自美国民众,中国民众的思想来自中国老大。中国的媒体说,中国人是热爱和平的,于是我们也就跟着说了,这些话都是文艺腔作者们最喜欢的,因为有些人有“写作癖”,自己又没有多少的墨水,所以耳朵里听到的最多的,记得牢的,就把它当作知识了,当作填满纸张空白的材料了。中国人到底是那些人爱和平的呢?在中国有些根本不被当人看,比如在流水线上的,本来是机器就能干的活,是把人当作机器的。再比如,有数以亿计的人口,他们的消费水平比不上很多的猫猫狗狗。我们的古语就有“不做离乱人,宁做太平犬”,这些都是维稳的理论啊。所以真正爱和平的是那些做人舒服的人,严格来说,他们爱的是太平。和平一词也是外来词,我们通常说的是太平。有了这样的判断,我们就可以知道“大清”为什么割地求和了,因为“中国人”是“热爱和平”的呀!现在出了很多的欺负中国的事,代表中国的政府,只是口头抗议抗议再抗议,我们的媒体好像是日本的媒体,因为“中国人”是热爱和平的呀!有时候,我感到很惭愧,觉得一点也不像炎黄子孙,居然心里有几分不是很热爱和平。但有时又没有这样的惭愧,因为二十四史或二十六史一路下来并不是热爱和平的表现。满清照理不是什么炎黄子孙,但杀到中原之后,皇帝做稳当之后,居然也热爱起和平来了。爱国的人士就爱就爱在这里,大呼:我们把他们同化啦!他们做了我们文化上的奴隶啦!于是亲切而骄傲的称呼道,“我们大清”,“我们大元”。好在日本帝国输掉了,否则,我们就在高呼,“我们大日本”,也说不定呢!
乱不要紧,只要不到“动”的地步就行,乱也是可以好好的乱下去的,比如资本主义的游行就是一种好好的乱嘛!制度允许的。比如,房价涨100万是好好的乱,制度允许的,面条涨一元一碗,那就是不好好的乱,制度不允许嘛。我们一般认为的乱糟糟不是乱,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是和谐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可因一时的头脑发热而前功尽弃,国与国的和平是当前世界的主题,这也是一盘很大很大的棋,大环境稳定才是真的稳定。国内虽然存在很多的矛盾,但只不过是初级阶段转型时期必然的矛盾,是正常的,是能够解决的。那些怨气无非是80后在电脑键盘上敲出来的。局部地方,比如胆结石奶粉,有的房子没有人住、有的人没有房子住,富士康的跳楼比赛,幼儿园的那些事,官员的喜欢二奶,混凝土里的毛竹片,土地里的财政,厨房里的地沟油,演员里的官员,官员里的演员,购房队伍中的民工,学术里的唐骏,教授里的叫兽,河港里的黑水,拆迁现场的火烧,等等等等,都是个别现象,大环境还是好的。对于以上事情我们会进一步加强、切实要求、严格落实、逐步完善。保持社会经济民生又好又快发展!!
吴研人倘若活转来,恐怕会觉得自己的作品不好意思出手了,只能感叹自己的世面见的少。
好好的乱下去吧!虽然要使吴研人目瞪口呆,但我想也是古来如此的。
附文:天下第一贵府 作者:伊人
自春秋之后,中国没有那个朝代能逾三百年而不到的,那帝王宝座也被不同家族的坐了个遍,当然每次换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你死我活的“革命”。许多家族在 “革命”中湮灭或式微。但有个家族却在这腥风血雨中牢牢地坐在皇座之旁,不论谁来做皇帝,都少不了这个家族的好处,而这个家族的中心就在山东曲阜。不用说了,这就是中国第一贵姓:孔姓;中国第一贵府:孔府。

这贵姓和贵府的创始人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败的孔丘先生。 话说孔丘先生乃春秋时期一位志高命薄的教书先生,一心入仕却人生坎坷颠沛流离总是不如意。所幸孔先生有两大特长,一是能说会道死的能掰成活的,凭此收了不少学生,自然肉干是少不了的;二是能编会辑,善于将别人学说化成自己的,比当今那些各种各样《大词典》的编者们那是强了许多。

有人(学生)有枪(文字)了之后,这山寨自然就立了起来,山寨大名就叫“儒”。 初时这天下山头可是多了去了,除了儒之外,道、墨、法、名、兵、阴阳、纵横、杂、农,等等,大家平起平坐你争我夺。那坐在帝王宝座上的也是今天求教下这个山寨的高人,明天试用下那个山寨的名士,倒也热闹。

渐渐地,那些帝王发现,最好使的还是儒,有儒相伴,君君臣臣,愚民卑服,皇座不倒。于是从某年起,独尊儒术成了帝王们的不二选择,而儒家寨也乘势削平其他山寨,顺带手把其他山寨中值钱的东西全搂进儒家寨,并利用皇权严禁新的山寨立起。这儒家寨兴旺了,孔家也就发达了,孔家的中心和象征――曲阜孔家,更是不得了了,哪个帝王不给个三分薄面?老刘家、司马家、老杨家、老李家都没少封赏,尤其到了宋朝老赵家坐皇座的时候,可劲儿拍孔家马屁,不但封了孔丘先生嫡孙为衍圣公,还承担了宏伟建筑――曲阜孔府这一重大爱心工程的全部建设费用,真正确立了孔府天下第一贵府的地位。

按说这孔家本属华夏正宗,儒家寨也是华夏山寨,孔丘老先生自己也曾讲过“华夷之辨”,况且这华夏的帝王官民对孔家着实不错,这孔府总该心向华夏矢志不移了吧?非也!孔府后人实乃国际主义战士,多次顾大局顺大势,配合杀入中原的外夷,为“统一”中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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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老赵家对孔府掏心掏肺的,但孔府可没想吊死在一颗树上,那赵宋被完颜家打到南边去了后,孔府立即派出孔端操向大金表中心,受封衍圣公。虽说这金夷的奶有股子膻味,那也是娘啊!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处夷狄,不可弃也。”孔家老祖宗这句话乃是对别人说的,轮到孔家自己那叫:“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其实就是:谁给骨头谁就是主人,管他是人还是畜生。

数十年后,蒙夷兴起,将金夷灭之,在衍圣公孔元用的率领下,孔府审时度势,大义凛然地倒向了忽必烈,为表耿耿赤子之心,孔元用亲率族人加入元军,清剿汉人“反贼”,“不幸”死在军中。

孔元用死后,孔元措一系乘机夺权,孔家内部为了衍圣公称号展开了争夺,持续数代,主要就是关于帽子颜色的大讨论,其中精彩激烈就不累说了。最后,鞑元仁宗判孔元措一系为正溯,孔元用一系彻底败北。呜乎哀哉!可怜孔元用为忽必烈统一大业流尽了最后一滴狗血,他的后人却惨遭排挤打压,苍天啊!

为了取悦忽必烈,孔府还派出大儒张德辉与元好问等觐见忽必烈,跪请他为“儒教大宗师”。堂堂华夏“圣学”,竟然请得一位双手沾满数千万汉人鲜血的酋首来做大宗师,孔府真正实现了“以德报怨”的最高境界。虽说不识几个汉字,忽必烈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出任“儒教大宗师”。心情大好之下,忽必烈蠲免了孔府和儒户的兵赋,一众儒士弹冠相庆欢呼雀跃。 “君子谋道不谋食”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其实孔府平日里就财富六车威震乡里,广大劳苦百姓无不献地献女,为奴为仆,改姓为孔以求沾得衍圣公之圣恩。这蠲免孔府兵赋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当然,钱多不咬手,何况这可是“儒教大宗师”的恩赐啊!

华夏朱明崛起,赶走蒙古人,孔府再度倒戈(几度了?数不清),那朱元璋虽鄙视孔家人品,却也知儒家寨对维护朱家朝廷之妙用,故而续封衍圣公。要论孔府衍圣公中最具与时俱进顺应大势素质的莫过于明末孔府衍圣公孔胤植,朱家待他那真是没得说,此公本非嫡传,却不但受封衍圣公,还先后被加太子太保和太子太傅,可谓“君恩如山”。

可李自成一入山东,离曲阜还远着的时候,孔府就出朱示,令人供奉大顺国永昌皇帝龙位,并献马献银,跪纳印信。

哪晓得这回换主急了点,没几天,大顺军跑了,来了清夷大军,这位三姓衍圣公知错就改,即上《初进表文》,向清廷表忠心,称颂清帝“山河与日月交辉,国祚同乾坤并永”,表示“臣等阙里竖儒,章缝微末,曩承列代殊恩,今庆新朝盛治,瞻学之崇隆,趋跄恐后”。

接着,为响应清政府的剃发令,三姓公孔胤植隆重举行了剃发仪式,“恭设香案,宣读圣谕”,令族人剃发。 再后来,为了避清帝胤模讳,三姓公孔胤植改名孔衍植,再度表明了对清廷的耿耿忠心。三姓公公孔衍(胤)植如此识大体顾大局顺应历史潮流,怕是连汪精卫吴三桂之流的也要伸出大拇指啊!

孔家如此识相,清廷自然少不了封赏,孔府一门更是得势,至于老祖宗所言“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乃教化万民之语,非孔家治世准则。说到孔家,笔者有一疑问一直无解,那就是现今天下孔姓无不自称孔丘老先生正宗嫡传后人。这就怪了,春秋时期孔老先生在世之时,孔姓家族没有十几家也有七八家,孔丘一门只是其中小族,孔老先生还有个哥哥,孔老先生后二世还单传,怎么到今天孔老先生就成了所有孔姓之祖了呢?也许计生委派人穿越回去,将非孔丘一脉的孔家妊娠全部流产引产,或将非孔丘一脉的孔姓男子全部结扎了。

纵观孔府历史,越是外夷戎狄,越是恩赏有加,元成宗上台后封孔丘先生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代顺治皇帝当政之初,更把孔子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使这种逐步的吹捧终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孔府也跟着沾光无限。

事实上孔府有时还是知恩图报的,比如清廷被推翻近百年后,孔府依旧牢记大清恩德,穿着旗袍马褂给祖宗上猪头。今天孔家用于排辈的字还是乾隆所赐的呢! 唉!天下第一贵府,真跪啊!
添加一点点:
袁世凯复辟之初,孔家连发两封“劝进电”,要袁“早日登极,以慰民望”,袁本人“亟宜早正帝位”,另有“不胜欢汴鼓舞之至”“一体悬彩庆贺”“祷祀而请之者也”(《孔府档案》6593卷)。

八十三天帝王梦灭,张勋又继承和发展了袁的事业。“民国六年”成了“宣统九年”,孔丘七十六代孙孔令贻又拍电报,电文说“恭承明诏日月重光毅力诛猷普天同庆”,“敬贺大喜”不胜欣喜若狂之真情,可惜十二天之后,磕头叫“万岁爷”的机会又没了。

此后多年,孔家对清帝依然忠心耿耿,时时念怀。1919年,孔令贻“入觐天颜”,在紫禁城里享受了骑马待遇。后,孔府对清废帝依然呈送“奏折”,自称“微臣”。更可一观的是,清亡十几年之后,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孔丘七十七代孙孔德成还以“宣统十五年”向溥仪“叩谢天恩”。

一九二八年三月,蒋介石至曲阜“朝圣”,孔府隆重接待自不必说,据称当年之宴席账单保存得还颇为完好。五个月后,孔丘生日被定为“国定纪念日”。十一月,《尊孔祀圣》决议通过,且“决议衍圣公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特任待遇”。三五年六月,孔德成赴南京宣誓就职,吹捧新生活运动是“拯救中国,振兴民族的良图”(《孔府档案》8466卷)

1935年,已经为全面侵华积极备战的小日本开始煮文化武器粥了,东京又是盖孔庙,又是开儒教大会,祭孔,这种场合,不能少了“圣裔”,明德中学校长孔昭润去了。1937年,日军大举扣动扳机之前,孔德成先生诗兴大发,鼓吹中日“同文同种”,诗曰:“江川珠泗源流合,况是同州岂异人”。

1938年2月8日,在沦陷后的曲阜,孔府代理“奉祀官”孔令煜宴请日寇“长官”,“部队长”,“副官”等一干头目,并笑盈盈合影留念(《孔府档案》8914卷)。

1943年,孔家的孔令煜在“恭逢”汪精卫“还都三周年”之际,拍出祝贺电报,口称“我主席”,大赞其“旋转乾坤之,实为从前所未有”如何如之何(《孔府档案》890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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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孔子其实就是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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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差距大 于 2010-1-24 19:23:2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孔子其实就是汉奸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大意是说:“真的有人任用我的话,只要一年就可以初见成效,三年就会大见成效。”孔子是很希望做官的,他要做官的愿望是很强烈的,因为这是实现他的政治理想的最有效的途径。而这句话又实在不应该从孔子的口里说出去,那种不加掩饰的对做官的渴望也实在使孔子很没面子,可这是他的真心话,真实的反映了他的心声。

  因此,一旦有做官的机会向他招手时,孔子是很兴奋的;这时候他的眼里见到的就只是这个官位,其它的他所坚持的一切似乎都不重要了。

  我们看一个事例。公山弗扰占据费邑,起兵造反,反叛季氏,他招请孔子去帮忙。孔子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兴奋的坐不住了,就准备去,他的高足子路很不乐意,说道:“没地方去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氏那里呢?”孔子说:“那个叫我去的人,难道是白白叫我去吗?假如有人用我,我将使周文王、武王的德政在东方再度兴起啊!”(17.5)

  我们先看看这里面的问题。公山弗扰是鲁大夫季氏的家臣,当是时费邑宰,他反叛自己的主人,这是不符合孔子的伦理观的,这其一。其二,有人认为季氏在鲁国专权,孔子到公山弗扰那里去,并不是为了公山弗扰,而是为了鲁国,他是想借公山弗扰之手“曲线救国”。总之,最后孔子并没有成行,也就是说,这个曲线他最后并没有走。

  再看他去那里的原因,他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有人用他了,他很兴奋,他并没有管这个用他的人是个什么玩意儿,这个政权是个什么性质;也就是说,他是不管对方是那个山头的,只要是给他个官做,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就可以了。这是很可怕的,我突然产生一个怪念头,如果倒退2500年,孔子会不会做汉奸?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有着如此雄心壮志的汪兆铭最后当了汉奸,据他说也是要寻找一条“曲线救国”之道。他在国民党中看到了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想通过另外一条途径去“救国”,最后身败名裂。孔子会这样做吗?这个想法是很不敬的,但他实现自己理想的愿望太强烈了,他最后可能不去做,但还是要象上面一样说一说自己的愿望的。

  在《论语》的另一则里,晋大夫赵简子的家臣佛肸请孔子,孔子又要去,又是子路这样劝说孔子:“从前我听老师说过,‘亲自做坏事的人那里,品德高尚的人是不会去的。’如今佛肸盘踞在中牟邑谋反,您却要去,怎么能说得过去呢?”孔子是这样回答的:“是的,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你应该想一想,最坚硬的东西,能够因磨损而变薄吗?肯定是磨不薄的。最洁白的东西,能够用颜色把它染黑吗?肯定是染不黑的。我难道是匏瓜吗?那里能够只是被悬挂着而不让人食用呢?”(17.7)我们看到孔子的回答近乎狡辩,实在是太苍白了。

  按照他的这种说法,可以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只要我自己坚持自己的东西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我不跟用我的坏人同流合污就行了,这实在是有些有悖于他的学说,谁能相信他的这一套理论呢,给自己到坏人那儿做官找这样貌似有理、实则很糊涂的理由。

  由此可以看到,一旦听说有人请他做官,可以给自己的理想有一个试验田,孔子的所有的坚持都可以为之退避了,这是很荒唐的,与他自己的理论背道而驰。这又让人想起那个出任伪职的周作人,据后来他的弟子为其辩护,他的当汉奸是为了保护北京大学的财产,真是滑稽可笑!给异族侵略者这个最大的坏人做事,还能真正保护的了北京大学的财产;即使你保护了,请问:那还是中国的财产吗?真是混乱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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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虚伪性及其致命缺陷

近年来中国的社会道德状况全面恶化,很多人病急乱投医地胡择药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民众的这种心理,并以所谓“复兴中华文化”为名,大肆向民众兜售鼓吹孔孟之道等历史垃圾,一时间形形色色的历史沉渣纷纷泛起。

我留意了一下一些儒教分子的言论,特别是台湾一个被称为“国学大师”的人写的鼓吹儒教的书。且不说他书里面那些可笑的常识性错误,如已经被很多专家如张中行指出的作者对“无友不如己者”“不如诸夏之亡也”等含义的解释完全是不顾常识按照自己的需要蓄意曲解篡改,甚至连通假的常识都不顾了。但说以此为代表的儒教分子的那些戏说历史的弱智言论,完全是在故意误导没有古文根基,没读过原始典籍的读者。

这一类摩登儒教,虽然经他们胡乱引申发挥,跟他们祖师爷的原始意义已经有所出入,但是本质还是差不多的,而且因为这些言论是很有代表性的,是现阶段儒教分子极力宣扬鼓吹并且在中国很有市场的一类言论(他们甚至还大肆鼓动所谓的“读经运动”,实质上早就堕落成商人牟利的做秀表演),所以我们下文就以此来看看。

虽然现在的儒教分子已经不好意思再提什么“尊王”“忠君”之类的垃圾了,而是改口宣扬什么“孝悌”才是儒家的本义,妄图以此迷惑世人,博取人心,不过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他们为其祖师爷遮丑的无耻谰言。

《论语》一开篇,学而第二,有子就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这段话清清楚楚地将儒家所要宣扬的“孝悌”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表露了出来,宣扬“孝悌”从来不是什么儒家的“本义”,只是手段,维护君尊臣卑统治秩序的权宜之术而已。

可惜即使是这样,他这话也说得太早了一点,古代实行科举制之前,普通人要做官有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举孝廉”,曹操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的为人倒也确实是很“孝悌”,为报父仇,发兵攻打陶谦,一路屠城,残杀了数以千万计的百姓,这就是儒家所推崇的“为仁之本”吧。至于犯上作乱,那他更是“不鲜矣”。这样“孝悌”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数不胜数。

篡汉的王莽,也是一个著名的“大孝子”。

实际上,一个人爱不爱父母跟他爱不爱邻居,人民,国家,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相反,一个人倒是有极大可能性为了狭隘的“孝”作出损公肥私,伤害他人的事情,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还少吗?

以孔子自己的言行为例:《论语》子路篇第18,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注:偷盗)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说老实话,如果我的亲人做了错事或者犯了法,我也是会为其隐瞒包庇的,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也是会这么做的,人之常情嘛,不过我还能意识到我这么做是错误的,而且违法,如果没被抓住就算了,抓住了就认栽。

可孔子就能够厚颜无耻颠倒黑白地说“直在其中矣”,你要干坏事你就干嘛,你还硬要强词夺理把你干坏事说成是“正义的”,自此之后,就开创了中国人一种很恶劣的传统:即,到底什么是正义,真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解释成是“正义”“真理”。

所以说儒家文化虚伪得令人发指。

儒家宣扬的“孝悌”是很有迷惑性的,表面上看,爱父母应该是一种很高尚的道德,也是人类的普遍道德原则,可是儒家志不在此,他们所宣扬“孝悌”只是作为维护君尊臣卑等级秩序的手段,权宜之术而已。

即使这样,儒家文化中的“孝道”比起西方文化中的“博爱”境界也是有天壤之距。

人生三大感情,亲情友情爱情,我们先讲亲情,因为这是人伦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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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共知的是,母爱父爱是世上最伟大最崇高最纯洁的感情,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境界是远远不如西方人的。

西方人的母爱父爱是完全不图回报的爱,无私的爱,不象中国人那样隐含势利,当作一种人生的感情投资。

中国人拼命地生育,而且重生男不生女,就是作为一种养老的投资。所以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亲生的子女,往往比对待亲生子女感情淡薄,疏远,而且极力防止养子女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因为他觉得这种投资不保险;但是西方人收养别人的子女,却全心全意地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女倾心疼爱,无私奉献。哪怕是异族的孩子。

从东西方历史传统就很容易看出这种差异:中国人的皇位是一定要传给自己亲生儿子的,不然的话,就是被视为变了天,失了权,要动刀流血的;但是古罗马帝国的皇位一般是皇帝在有能力的人中选好继承者后,收其为养子,以此名义传位于后者。很少有传给亲生儿子的。从这种历史传统的差异就可以看出东西方道德境界的差异。

以前发生的那件美国白人跟中国移民争夺子女的著名案子,就很说明问题,中国人没钱的时候就把亲生子女送给别人(甚至卖给别人)抚养,什么时候觉得需要延续这笔投资了又想去抢回来。中国人很难理解西方人为什么费力不讨好地去收养其他种族的孩子,而且人家还不怕养子女长大了以后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在哪里。他们不担心养子女背弃自己去找亲生父母,因为人家完全是无私的付出,是真爱,不像绝大多数中国人完全是把生养子女当作是一种养老的投资。(注意:我说的是绝大多数,已经将少数良知未泯的包括我自动排除在外了)

中国的重男轻女思想极为严重,为什么?因为生男是一种合算的投资,生女是一件赔本的生意,生女不能给自己养老送终,是没有价值的投资。中国的农村,抛弃甚至杀死初生的女婴的情况非常普遍,我在农村时,就经常看到有人将生下来的女婴悄悄杀死埋掉。虎毒尚不食子,在爱这个领域,大部分中国人的道德水准甚至连禽兽都不如。

中国人今天稍微变得象点人样了,完全源于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天赋人权,博爱,民主,自由,平等,等思想观念的启蒙,教育。中国人应该永远牢记正是因为有了西方这个恩师的教诲,才有了中国人现在初脱兽形的人样社会。

西方人的爱是真正做到了“为爱而爱”,正是因为西方人的父爱母爱是完全出于真爱,不图回报的爱,所以相应的,西方人的孝敬父母,也是真正做到了基于真爱的一种感情。而中国人由于其一开始的父爱母爱就是出于一种隐含势利的养老投资,所以其衍生出来的“孝道”本质上也只是一种还债性质的行为。

表面上看,西方的父母子女之间关系好像很疏远,冷淡,以彻底的科学化,制度化,法律化,将人的权利和义务分得清清楚楚,好像有点冷冰冰,不够温馨,不够人情味,但是实际上,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人的基本幸福得到切实的保障。

虽然西方人不像中国人那样搞什么形式主义的“孝道”,非要勉为其难地让子女与父母甚至祖孙几代人挤在一起凑合着磨摩擦擦地过日子,但是西方人通过完善的养老医疗等福利制度将老有所养,老有所依问题解决得很好。并且西方人父母子女之间并不缺乏温情和关爱,在各自独立保持自己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很好地做到了有礼,有节,彼此尊重,合乎人性地感情交流。

西方人对待子女从小就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有尊严的人平等尊重对待(不像中国人把子女当作畜养的小猫小狗一样随意打骂),并真心疼爱,全心全意地为他的前途着想,培养好他的生存能力,长大以后则尊重其意愿任其自由发展,不图回报;而子女长大以后,就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并时常保持感情的联络,也认真履行经济上赡养父母的责任(这并不矛盾,因为他们有完善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并不需要依赖子女)。

而没有父母的孤儿,西方人也通过制度性的孤儿院收养使其免于象中国人那样流落街头,或者被卖来卖去的悲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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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制度建设,西方人真正地做到了“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理想境界。

而中国人虽然自以为是地强调并吹嘘所谓的“孝道”,但是中国社会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依问题从来就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过,特别是在人没有能够有机会作出生养子女这种投资的情况下。

中国的城乡中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靠拣垃圾为生的老年人,可以说,中国人才是世界上最没有孝心的民族。

中国人所谓的“孝道”是非常虚假的,是一种还债性质的行为,当然,能够知恩图报也是一种美德,但是中国人由于背负着这种还债的心理包袱,尽管家庭内部如婆媳关系紧张恶劣,也要碍着面子勉强凑合着过,再加上彼此生活习惯的差异冲突,长期这样压抑的生活,就容易产生一种变态心理,导致中国人在表面“孝顺”父母的形式下,变相地虐待父母,如把父母当作是带小孩做家务的免费保姆,以求得心理平衡;或者是在父母在世时对其刻薄寡恩,父母死了之后又来隆重地“厚葬”,以此形式主义标榜自己“孝顺”。

这是中国人在中国文化这个污浊环境中难以摆脱的悲哀。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也有这种“大家庭”的传统,因为这是一种农业社会遗留下来的共有传统,但是别的国家民族都没有发展到中国这样变态的“孝道”。

中国古代,子女对于父母是有一种人身依附关系的,父母对于子女有绝对的支配权力,可以生杀予夺,如同君对臣,“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有真实的刑律制度支持的,父母如果认为子女不孝,可以不需要任何证据,向官府控告,就直接定罪,处死(一般都是陵迟),在这样残酷的刑律支持下,中国古代当然“孝子”多多,这就是中国文化所谓“孝道”的真实本相。

儒家文化的虚伪性还典型地表现在《论语》学而第十一章: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三年在这里是表示“多年”的意思,但后世守孝则确以三年为期)

为什么父在观其志?因为古时候父亲在世时,儿子不能自主行事,要按照父亲的意志行事,要百依百顺。这倒也罢了,可为什么父亲去世了,仍然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不是发神经吗?你爹都死了,你再假惺惺地“无改于父之道”,装出一副“孝顺”的样子,还能对他有何益处?

再说了,你要“孝顺”,要“无改于父之道”,那就应该一辈子“无改于父之道”嘛,做人要有始有终,为什么三年(或X年)就不了了之?这到底是出于“孝顺”,还是做秀,还是怕坐牢,还是怕鬼魂缠身?

而孔子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呢?孔子的母亲刚死不久,他还在守孝期间,听说季氏举办宴会,就不顾自己还在守丧的身份,急忙赶去蹭饭吃,结果被季氏家臣阳虎赶了出来。

所以说儒家文化虚伪得令人发指。

柏杨就这样说过“孔丘先生谁也不赞成,只把穷得叮叮当当的颜回先生当成活宝”“只是瞎着眼教人‘穷也要快乐呀’,一旦每个中国人都这么快乐,国家民族就堕落成原始社会”。

孔孟之道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中国人,还能说是神圣的、无暇的?别以为自己满腹学问,其实都是空话、假话。

根据史实:孔子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见机行事,奴颜媚骨,卑躬屈膝,阿谀奉承,实实在在就是其嘴里说的虚伪小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实不如女人,还枉谈读书高

孔孟之道不关心国计民生,大事无策,小事不举。所言者不过自保和保君,战国百家,其余各家皆有各自治国主张,唯儒家不言一语,空言“圣王治世”,贻害无穷。2000余年来,所为不过诋毁别人来抬高自己而已。


对儒家正确的评价应该是:“沽名钓誉,媚上欺下,空言理想,不务力行,祸国殃民,贻害无穷”。

想一想,孔子的命运,在这个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没有人的地位达到他的高度,也没有人的名声如他这般臭!

孔子生前颠沛流离,被比着丧家狗,当政者把他当成腐儒,老百姓把他讥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论是精英还是草民,都不怎么看的上他.他到过的国家,最后都被消灭;他唯一没有去过的秦国,却统一了天下,并且上演了一曲"坑儒"的大戏。孔子死后也被折腾得不能安身(一次次被批倒批臭,又一次次被当做救世的活菩萨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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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炎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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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3-4-12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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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发现,事实好像并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