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人中讲道(179中国古代从来没有皇帝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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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最高的并不是九五之尊的皇帝,而是九六隐士,万般皆下品,唯有隐者高,中国古代的历史也相当大程度上是隐者布局的,是隐逸文化,教化天下,而天下莫之知。你要是不知道九五九六是什么意思,就看看周易六爻吧。

可是说起中国历史,现代中国人第一反应就是犹太邪灵给灌输的“皇帝专制独裁的历史”,其实,这完全是一个阴谋。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说:“一部中国史,并不能笼统称为一部皇帝专制独裁的历史”。他的这一观点,被犹太邪灵认为是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美化,发动当时几乎全中国的历史学家大加讥评。

给大家摘录一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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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不差的。”按钱穆的意思,明清两代的确处于皇帝专制独裁之下,而在明以前,却并不尽然。而钱穆之所以得出这样一种判断,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明以前有“宰相”的存在。

钱穆认为,在明以前的传统中国,皇室和政府之间是有一种职权划分的。世袭的皇帝是政治领袖,是国家的元首,象征国家的统一,而宰相则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实际的责任。

支持钱穆这一观点,在史料中找一些依据并不困难。“宰相之职,无所不统”,这是明见于正史的原话;汉哀帝在一道诏书中也明确给丞相的功用进行了定位,“丞相者,朕之股肱,所与共承宗庙、统理四海,辅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秉社稷之重,总百僚之任。”所谓“秉社稷之重,总百僚之任”,显然也是认为,受皇帝所重托,在政府里负实际责任的是宰相。

作为负政治实际责任的宰相,对皇帝当然是有一定制衡作用的。宰相如果认为皇帝言行不当,可以“谏诤”,而最激烈的对抗,则为“封还诏书”与“不肯平署”两种。所谓“封还诏书”,就是皇帝下一道诏书命令政府办理某事,而宰相认为不可,则可将诏书径直退给皇帝;所谓“不肯平署”,就是臣下有所奏请,皇帝已认可,转给宰相时,如果宰相不赞同,则可以拒绝签字。

相权对君权的制衡,乃至二者的冲突,史书上并不鲜见。汉哀帝时欲给几位外戚封侯,宰相王嘉即封还诏书,并对皇帝讲了一通“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的大道理,简直近于训斥,皇帝对此也没有办法;汉文帝宠爱邓通,邓通仰仗这一点,对宰相申屠嘉“有怠慢之礼”,申屠嘉退朝命令邓通到丞相府来拜见,不来将要杀他。邓通向皇帝求情,文帝说:丞相召见你,无论如何你还是先要去啊,去了我再召你回来吧。邓通到了丞相府,“免冠(取下帽子),徒跣(光着脚),顿首(磕头)”,向申屠嘉请罪,申屠嘉不肯罢休,邓通以头抢地,碰出血来了,申屠嘉还是不松口,正好文帝派来救邓通的人到了,不过并非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命令申屠嘉马上无条件放人,而是先代皇帝道歉,然后传达皇帝的话,“此吾弄臣,君释之。”邓通回到文帝身边,哭着说:我今天差一点就没命了。文帝对此也只能给予安慰,并提醒他今后对丞相不能失礼。

以帝王之尊,几乎不能保自己宠幸的弄臣,于此可见丞相之地位和尊严。然而,君权是天生喜欢扩张的,纵观历史,相权得到皇室较好尊重,能够发挥较好作用的,似乎只有汉代。汉代以下,相权逐步被侵削,这是一个总的趋势。比如唐代,就对相权进行了分割,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这三个机构的职权才相当于汉代一个宰相的职权。到了宋朝,相权较唐朝更加低落,军事、财政、人事三权都被分割了。相权低落的另一面,当然就是君权的提升。

不过,话虽如此说,宰相一职在传统政治权力结构中,究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宰相的权力无论受到多少侵削,他毕竟还是百僚之长;因为传统政治文化的制约,一个对社稷、宗庙还有点责任感的君王,就仍然会对宰相表示相当的优礼和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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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们已经确立下,夏商周汉唐宋,都不是皇帝专制独裁的历史。

那么再看明朝:

一方面,朱元璋在中央政府的机构设置中废除了大权在握的丞相,设立协助i;阁制治理。

另一方面,朱元璋对各级地方政府的权力也&#32426#20869;阁制的雏形。内阁制到明成祖时基本成型,之后权力渐重,如到宣宗时授内阁大学士票拟权,到宪宗时形成内阁首辅。总之,经过明朝几代皇帝的努力,内阁制变得日益完善与成熟,再后来,它被英国人学习,最终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内阁制与首相制。几百年前完全照搬了明朝内阁制的日本人甚至直到今天也在实行很典型的内阁制治理。

另一方面,朱元璋对各级地方政府的权力也给予了分解。比如省级地方大权就改由新设置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三个机构来分掌行政、司法、军事这三项权力,而且这三个地位平等的机构互不统辖,都单独向中央负责——这就避免了地方官员由大权独揽渐至割据一方,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可能。应该说,当今西方国家现代意义上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制度多少都受到了朱元璋这一分权制度的思想启发。

军队方面,朱元璋把中央的大都督府分解为左、中、右、前、后共计五个都督府,五军都督府分掌全国军事力量的管理与训练,而调兵权则由兵部掌握。在地方上,则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卫所制、军户制(及明中后期出现的募兵制)。朱元璋通过建立这一系列的军事制度把军权牢牢控制在了皇帝的手上,由此,明朝的军队也自始至终保持了强劲的向心力和战斗力。当今现代国家的军事制度也多可见明朝军事制度优良性的遗留。

为巩固皇权,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朱元璋还设置了世界上第一个情报和特务组织锦衣卫。作为一项制度,几百年后锦衣卫仍在为世界各国借鉴、学习,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前苏联的克格勃、中国的国家安全局等等,其实都仿照于朱元璋设计的锦衣卫,由此也可见这一制度对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国家机器的必要性。明朝的锦衣卫大多数时候对国家起正面的作用,挫败了很多异族的巨大阴谋。

而且,明朝皇帝与内阁常常吵架,比如嘉靖万历皇帝跟内阁几乎天天吵,后来万历气的不上朝了,二十年不上朝,可是,在这期间,万历三大征皆获全胜。皇帝内阁吵架是吵架,可是具体到事情上来,大家都是不含糊的,而且,也没有哪个大臣是因为仅仅跟皇帝吵架不尊敬而被撤职的。

你说,明朝时期,皇帝专制独裁么?

而且,历代战乱后,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开国皇帝来力镇三界,一个足够聪明足够智慧的皇帝,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这些皇帝不能被描述为贬义的“专制独裁”。

真正的专制独裁,是从满清时期才有的,满清酋长一个比一个烂,可是专制独裁却从来没变过,看把中国折腾成什么样子了吧,这也是异族统治的特点。


蟋蟀皇帝非昏庸皇帝

在大陆的很多人过去看过《蟋蟀皇帝》这个电影,说明朝一个皇帝如何玩蟋蟀劳民伤财欺压人民,满族后清就以此污蔑明朝如何黑暗如何坏,污蔑皇帝多坏,污蔑中国五千年历史多黑暗。那么我们来看真实的历史如何呢?

这个皇帝是非常喜欢玩蟋蟀,可是这个皇帝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皇帝,重用贤臣三杨,政治清明,国力强盛。曾几次亲征蒙古,甚至一次战斗中“亲射其前锋,殪三人”。史证如下,《明史》本纪第九:“丁未,帝自将巡边。九月辛亥,次右门驿。兀良哈寇会州,帝帅精卒三千人往击之。己卯,出喜峰口,击寇于宽河。帝亲射其前锋,殪三人,两翼军并发,大破之。寇望见黄龙旂,下马罗拜请降,皆生缚之,斩渠酋。甲子,班师。”

这位皇帝是明宣宗朱瞻基。是非常喜欢玩蟋蟀,还不只此。斗蟋蟀、玩猎鹰,以及豆腐,都是宣宗的最爱。这叫做与民同乐。决不是满族后清所宣扬的什么弄的民不聊生。而且好象很多子民还以能向皇上进贡蟋蟀为莫大的荣耀。全国上下都一块玩蟋蟀,也是一大奇观。《论语》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朱瞻基在位时,是宫廷文化十分鼎盛的时期。他爱好写诗作画,并留下了不少作品。现在能看到的诗文有:《宣庙御制历代臣鉴》三十七卷、《外戚事鉴》五卷、《宣宗文集》四十四卷、诗集六卷、乐府一卷、《御制官箴》一卷。绘画作品更多,不过大多现已不存,仅有《武侯高卧图》、《爪鼠图》、《花石狸奴图》、《戏猿图》和《三阳开泰图》等。

事实是这样的,那么满族后清有意进行选择性宣传的原因就是它想欺骗想污蔑。满族后清几十年的洗脑欺骗,几乎使皇帝这个词变成了贬义词,甚至现在一些人骂毛泽东时就说“它就是个封建皇帝”。可是皇帝词中的这种贬义恰是满族后清强加的,是不应该被这样理解的。

我以前还讲过“现在的美国人是大明朝人。现在美国人很喜欢道,还留有那时的观念表现。明朝人向道最顶峰的时候,在一些城里几乎是家家设炉啊”。明朝人非常好道,有修炼之心这是非常可贵的,可是满族后清竟把这污蔑成是封建迷信滥行。明初明太祖曾经因为胡惟庸造反案杀了一万多人,可是不杀记录这段历史的史官,那是有正确原因的,是经得起天地时间考验的。不像满清,一个明史案就株连那么多,而且是专杀史官。


中华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满族后清却非要说成是五千年黑暗专制吃人的历史。
满族后清宣扬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后中国之后是儒教专制的两千年。意图以此证明中国历史上的专制。可是这完全是欺世的谎言!
汉武帝从来没有为“罢黜百家”烧过一本书,杀过一个人。汉武帝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反而后来把要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给罢黜了,这才是历史的真象!

史书铁证钉钉,不容满族后清随意篡改!----
《汉书·董仲舒传》:“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汉武帝只是曾经一度比较崇尚儒学而已。而且汉武帝后来走入道家修炼的行列。《汉武帝内传》:“汉武帝好仙道,西王母七夕降九华殿,以五桃与帝” 这时汉武帝更不会“独尊儒术”了。

但是在满族后清的历史书里,哪个皇帝求仙求道想修炼了,立刻被扣上昏庸迷信的大帽子。其实满族后清的犹太无神论本身才是真正的迷信!但是满族后清真的把这个东西灌输给了许多中国人。
皇帝求仙求道是这个皇帝有修道之心,是珍贵的,决不是什么满族后清所宣称的“荒谬思想”。最有做为的皇帝都是访道求仙的皇帝!

而且即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真的,又怎么能推导出“中国之后儒教专制两千年”呢?

唐高祖李渊《先老后释诏》:“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孔次、末后释”。
唐太宗册封老子为太上老君,唐李氏乃太上老君后代,太上老君是祖宗,道教是唐朝的国教。
唐太宗曰:“大道之行,肇于邃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外之形,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经邦致治,返朴还淳。”
宋真宗是有道号的“崇文广武仪天尊道宝应章感圣明仁孝皇帝”,宋徽宗号“道君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注《道德经》,要求大明子民家家诵读《道德经》,曰:“朕虽菲材,惟知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
……

这些皇帝,谁独尊儒术了?从秦到明近两千年来,从来没有过罢黜百家,倒是儒家曾经被秦始皇“焚书坑儒”。说中国儒教专制了两千年,真是天大笑话!天大谎言。

中国学术界古代从来都是自由的,甚至到了宋朝皇帝即位时都必须先发誓不杀士大夫文人言官才能即位。满族后清老说中国古代如何黑暗专制,恰恰它才是最黑暗最专制的。别人说它专制黑暗它就拿被它篡改了的历史说中国从来就是这样。其实这才是欺世的天大谎言。

可是满族后清几十年的洗脑欺骗,中国大陆理论界都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儒教专制了两千年”
当作一个千真万确的学术信条,在古今中外的论文中被广泛征引。甚至在国外也是如此。
实是悲哉!

其实就儒教本身而言,也不是“限制思想的枷锁”,没有那么强的学术排它性。“儒教修炼到了极高层次上,它是归为道家的”,孔子就曾向老子问礼,惊叹老子犹如龙。

恰恰是犹太邪灵满族人,附体在儒教上,弄出来什么二十四孝弟子规一类的垃圾来,这才是真正的“限制思想的枷锁”。

一帮言官,天天进言监督皇帝,
还有一帮宦官,时不时的幕后来一下。
究竟我们中国古代皇帝怎么专制独裁了

把整个汉族的古代史说成是专制独裁的,
就为满族人的专制独裁找到了最佳的附体避风港。
你一批满族人专制独裁,立刻满族人就说那是你们汉人皇帝的。

李洪志

2013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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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朝臣与国君之间的关系,绝不像满清影视剧中“皇帝圣明”那么简单。凡是读过高中的人,都学习过《孟子》、《战国策》的21035;陪他玩了。亚圣孟子来得更直接:“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3AB搕j臣、说客的。这姑且不论,我们专谈汉朝及其以后的事情。

中国皇帝的权力是受到严格约束的。中国有高于宪法的宪法----儒家学说。皇帝们胆子再大,也得孔子的话。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皇帝必须按规矩出牌,臣子必须精忠职守;但是,任何情况下,臣子必须“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人格得到充分尊重;倘若皇帝太混蛋,就“乘桴浮于海”,别陪他玩了。亚圣孟子来得更直接:“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皇帝怎么对臣子,臣子就怎么对他,没什么道理可讲的。


中国的龙椅是世袭的,但官位交给有才之人,即所谓天子传子,宰相传贤。皇帝们很尊重贤才们,想方设法发挥他们的聪明才干。
汉朝开始试行皇帝领导下的三权分立。《剑桥中国秦汉史》说,汉朝中央“政府由两级组成,即三公和九卿。……三公的职责是议政与监督,负责全面地指导;九卿则负责规定的行政范围的特殊任务。……三公这一集体由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组成。三人之中丞相的地位最高,被描述为皇帝的助手,对国家各种事务都有责任。作为‘行政的首脑’,上奏给皇帝的公文必经他手,因此他可以行使权力有选择地上呈下级官员提出的建议。有时同时设两个丞相,作为分割最高权力的手段。御史大夫一职对有野心的丞相说来是一个牵制。与丞相一样,御史大夫关心的是向下级官员发布命令;他的特殊责任是考察文职官员的表现。有时他甚至负责检查丞相对国事的处理;作为政府工作记录的持有者,他能考查建议中的措施是否与国家已制定的规定相矛盾。……从理论上讲,太尉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与另外两公平级。”
但凡有重大政务,皇帝一般是召集文武百官,在宰相的主持下举行朝议。决定权固然在皇帝之手,但是,倘若宰相有不同意见,可以行使谏诤和封驳权,可以明确表示“不奉诏”或者“封还诏书”,要求天子重新决策。决策一旦敲定,一般是将诏书交给宰相,由宰相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落实。汉代宰相拥有类似于当今“国务院办公厅”的丞相府,工作人员最多时达三四百人,自主权很大,可领兵作战,可参与审判,可任免下级官员。
汉朝官员普遍得到皇帝的充分尊重,当宰相到来,皇帝要起立施礼之后再坐下;中途遇到宰相,皇帝也要下车相互行礼之后再上车。汉朝皇帝大多颇为开明,听得进、容得下反面意见。汉武帝亲自审阅的《史记》,便留下了许多关于汉武帝本人的不光彩的东西。汉代各级官员大多敢做敢当,朝气蓬勃,赤心报国,勇于建功立业,与此十分不开的。
唐朝也是搞三权分立,建立了更科学合理的三省分权的中枢政务机关。中央设中书省负责决策,设门下省负责审议,尚书省专施执行。尚书省下辖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六大部门,具体实施军政事务。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又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设立政事堂,将这三大衙门的首长,以及其他一些有识之士,集中在一起商议国事。三大衙门的首脑,一般都成了宰相角色,而中书、门下的首长,是当然的宰相。
唐朝行政运转程序为:凡有军国大事,皇帝将方案的起草工作交给中书省。中书省将草稿呈交皇帝,皇帝审阅修改后发还中书省;中书省将修改后的文稿送交门下省。门下省审议后,如认为没问题,就转交尚书省执行实施。倘若门下省认为不妥,则“封还”中书省,中书省必须重新起草,奏报皇帝,如此这般,再走一次同样的程序。这样一种决策程序,既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也大大约束了皇帝的随意性,因此,国家大政“鲜有败事”。
唐朝皇帝固然可以自主地任免宰相,但是他的决策必须经过这种程序。为了防止皇帝与某一宰相串通,唐制,皇帝与宰相们共商大事时,必须所有宰相同进同出。皇帝可以单独接见其他官员,但不得单独与个别宰相会面。

对这些未必很听招呼的宰相们,皇帝也很大方、很大度,即便是很讨厌某个宰相了,皇帝一般不会公报私仇,而是安排到某地当个刺史,给予不错的待遇。良好的政治环境,使得唐朝士人都很有个性。唐“玄宗和姚崇一期骑马打猎,然后讨论政治。他问姚崇是否愿出任宰相。姚崇答复说,除非玄宗接受十条改革纲领,否则难以从命。……玄宗同意,姚崇接受任命。”唐高宗新建的几个宫室比较豪华,狄仁杰便上书痛斥营造官员司农卿韦弘机,这位倒霉的官员拍马不成,反倒下了课。太学生魏元忠上书评朝政提建议,高宗见他说得有理,立马让他为官。明显讥讽皇帝祖宗的《长恨歌》,居然可以大张旗鼓地在社会广为传颂,而且宫廷内也毫不避讳。
宋朝的中央政府与唐朝有所区别,在保留中书门下政事堂负责行政决策的同时,实行军政分立,设立了三军总参谋部----枢密院。中书门下的首长为当然的宰相,枢密院的首长则享受副宰相的待遇,这就是宋朝的两府。
宋朝有“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准则,宋朝皇帝与宰相之间人际关系也较唐朝更为轻松和谐。宋人吕陶说:“自两府而下至侍从官(注:从四品),悉禀圣旨,然后除授,此中书不敢专也;自卿监(正四品)而下,即已经进擢,或记禄至中散大夫者(注:从五品),皆由堂出,此吏部不敢预也;自朝议大夫(注:正六品)而下,受常调差遣者,皆归吏部,此中书不可侵也。”宰相们可自主任免四五品官员。四五品,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厅局级干部。宋廷对官员十分关照,只要不是严重违法,一般都是降级使用,给条出路;犯了严重过错的大臣,也多是贬谪边远穷困之地。
宋朝皇帝大多有修养有才华,十分尊重朝臣意见。比之唐朝,皇帝的随意性也大了不少,但是,宋廷的民主气氛浓厚。倘若宰相们坚决不同意皇帝的决定,要么皇帝收回成命,要么宰相提出辞职。这两种结果,宋朝都曾出现。因为寇准的坚持,宋真宗不得不北上亲征;因为不接受宋神宗修改新法的指令,王安石主动辞相。
一朝天子一朝臣,在宋朝,一朝宰相一朝臣,也是客观事实。一人就任宰相,便重组“内阁”,朝中重要岗位一概任用志同道合者。甚至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也随当政者的学术观点而变化。欧阳修将古文“运动”进入了科举之中;王安石执政以后,“士大夫颇垂意律令”,王安石主编的《三经新义》变成了学校教科书;史弥远当政,程朱理学成为正统。无论我们怎样理解、解释,都必须承认这一事实:皇帝给予丞相充分的政治舞台。
宋朝是一个思想自由、学者如云、出版业高度发达的年代,且不说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传播自由,仅在儒学内部,就大有百家争鸣的气象。在宋朝,朱子理学只是儒学众多学术流派中的一支。与理学代表人物朱熹在学术上争论不休的儒家著名学者就有:“心学”的陆九渊、“湖湘学派”的张栻、“金华学派”的吕祖谦、“永康学派”的陈亮、“永嘉学派”的叶适等。他们创办书院,亲自讲学,出版专著,围坐论道,将中国思想文化推进到精致无比的新阶段。“山海青山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挖苦当朝天子耽于歌舞不思复国,南宋朝廷也不追究。 - See more at: http://xinshidai.forumer.com/179 ... thash.ItGPUjoE.dp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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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不是专制
《先锋国家历史》
封建专制已经成为一个形容专制、愚昧、腐败的制度及其社会现象、价值观念的固有名词。人们也把中国近丕1A却明白地进行过至少两次大规模的“封土建国”活&%2v,及注意一下近代以来严肃的历史学家们的讨论,就会发现,“封建专制”这样一个概念,简直是一个笑话。人们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或者有意识地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封建”跟“专制”是完全相反的两样东西。

“封建”一词不是现代人的发明,而是自古即有。夏商时代是什么制度,可以争论,但周人灭商之后,却明白地进行过至少两次大规模的“封土建国”活动,此即中国的“封建制”。由天子分封的大小诸侯尽管对周王室承担必要义务,但在其封地之上,享有相当完整的管理权,而周天子对诸侯内部事务是没有多少干预权的。

到战国时代,这一套封建制逐渐陷入危机,诸侯兼并而成为七国,都开始建立王权专制制度。到秦灭六国,秦始皇依据法家理论,明明白白地为自己确立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坚决地拒绝了封建制。对于地方的管理则采用“郡县制”。

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中,“封建”与“郡县”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安排。秦汉、隋唐、明清之际的贤哲们一直在讨论“封建”、“郡县”的优劣得失。这样的讨论让人以为封建、郡县仅仅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两种不同安排。但其实,仔细地探究相关论述就会发现,封建与郡县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体。

这一点,一旦与西方历史相对比,就会更为清楚。20世纪初,中国学者开始了解西方历史,翻译西方历史著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西欧中世纪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安排与西周十分相似,于是很自然地就将西方学者用来描述西欧那段历史的概念feudalism,对译成中国古代贤哲所说的“封建制”。

从本质上说,封建制度是一种分散的多中心治理秩序,不论中西,均是如此。在西欧,每个领主都以为自己是个小国王,而国王却不过是地盘最多的领主而已。同样,周的封建制也是如此,否则,周王室也就不可能眼看着诸侯互相吞并而毫无办法。

奇妙的是,西欧在封建秩序崩溃之后,也进入了王权专制时代,类似于周的封建制瓦解之后秦的皇权专制。西欧用以形容这种制度的词汇是absolutism,其要旨就是废除封建领主的权力,将权力集中到国王手中,由国王直接统治臣民。这一专制时代从十六、七世纪一直延续到18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所说的“朕即国家”,就是这一专制制度的座右铭,而封建时代的任何一个国王都不敢想象这样的现实。

因此,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欧,封建与专制都是处于前后相接的历史时期而性质上完全相反的两种政体。封建制秩序下的政治不可能是专制的,起码不可能像后来的专制政体下的皇帝那样专制。你不可能想象周天子可以把周公、或者把齐侯拉到午门去打屁股。反过来,一个典型的专制政体必然是自觉地排斥封建因素的,而致力于把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

不幸的是,20世纪中期以来,历史学家随意地解释“封建”一词的含义,硬是把封建制已经瓦解、代替它出现的专制政体称为封建社会,结果导致巨大的概念混乱。这样的概念混乱当然会妨碍人们准确地认知历史,比如,既然封建与专制混为一谈,那西周与秦究竟有什么区别?

概念混乱进而导致价值的混乱,比如,很多人对家庭、家族、行会等组织结构痛加指斥。因为,据说这些是封建的因素,而真正的专制反而被轻轻放过,甚至不少历史学家对专制帝王摧毁社会的多中心治理秩序、建立集权独裁统治的努力大声喝彩,而完全忽略了这些所谓的封建因素,其实正是抵御专制权力的庇护所。

所以,不论你对封建、专制有何价值判断,至少别再扯什么“封建专制”的概念了。“封建专制”一词既是对封建的污蔑,也是对专制的美化。 - See more at: http://xinshidai.forumer.com/179 ... thash.ItGPUjoE.dp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