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书名及其题名者考证
土默热 于 2005-04-06 发表在 学术研究
古今中外任何一部小说都没有《红楼梦》奇怪，居然有五个书名：石兄的《石头记》，情僧的《情僧录》，东鲁孔梅溪的《风月宝鉴》，吴玉峰的《红楼梦》，曹雪芹的《金陵十二钗》，并且还全部堂而皇之地写在作品的开端（这还不算后期传抄者所取的《金玉缘》、《大观琐录》、《警幻情缘》等）。人们不仅要问：
１、作者为什么要在作品正文中罗列这么多书名？罗列这些书名有什么特殊用意？是为了交代成书过程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把这些异名放在序言、跋或者凡例中交代不是更合乎情理么？
２、这五个书名是否真的存在？为什么只有《红楼梦》一个名称正式流传下来？为什么《石头记》在１９２７年甲戌本发现后方为人们知道，而其他三个名称至今未见任何版本支持？
３、为《红楼梦》题名的这五个人为什么神龙见首不见尾？他们究竟实有其人，还是作者假拟妄托的虚构人物？为什么红学界在曹雪芹身边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们的踪迹？
４、中国古典小说几乎没有一部是作者真实署名的，《红楼梦》作者为什么一反常态，不仅署名，而且要连署五个之多？其他四个名字如果是假托，为什么单单曹雪芹使用真名？
５、曹雪芹为什么要把自己说成是“披阅增删”者？曹雪芹究竟是不是作者的真实姓名？如果是，那么有这样愚蠢地掩耳盗铃式的“故弄狡狯”么？
这些问题，在“胡适红学”的范畴内是无法解开谜底了。笔者过去曾提出，红学要想取得真实的突破，必须从“胡家店”突围另辟蹊径；离开了“胡家店”，“曹家帮”自然也就土崩瓦解了。这自然要引起红学界中“曹家帮”铁硬分子的一顿臭骂，但他们如果能提出什么可靠的证据证明我的论断错误，我还是服从真理的；但仅凭他们对曹雪芹的“朴素阶级感情”来否定我的论断，恐怕并不能走出红学的困境。如果红学界真的能勇敢地放弃胡适先生考证的曹雪芹著作权，及其对江宁织造曹家历史的附会，《红楼梦》研究可能会出现“众里寻她千百度，募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崭新局面。
（一）、对《红楼梦》五位题名者的再考证
红学界公认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活在清代乾隆中期，红学界诸位高居掌门地位的大师，经过了比“经院哲学”还要烦琐的考证，也没有找到石兄、情僧、孔梅溪、吴玉峰这几个人，当然更说不清这几个人同《红楼梦》及曹雪芹的关系了。笔者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推断《红楼梦》根本不可能产生在道学气氛浓郁的乾隆朝，而是明末清初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是明朝中后期艳情通俗文学的延续。脱离开红学界几乎挖地三尺的乾隆朝，到明末清初的文学大观园中，去考证《红楼梦》的五位题名者，很容易就一目了然了。
１、所谓“石兄”，其原型就是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张岱，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又号会稽外史，蝶庵，六休居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生于明万历二十五（１５９７）年，卒于清康熙二十八（１６８９）年，享年九十三岁。张岱出生在一个仕宦之家，早年生活奢华，用他自己的话说：“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自为墓志铭》）可谓集纨绔子弟的豪纵习气与晚明文人的颓放作风于一身，也可谓集官宦子弟的没落生活与多才多艺的良好教育于一身。
受晚明王陆心学的影响，张岱的祖父从小便要求他，读四书不要读“朱注”，只读白文，其内容靠自己去理解。在那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的时代，张岱养成了强烈的异端思想，也注定了他科场屡屡失利的必然下场。明亡以后，张岱坚持民族主义观念，拒绝出仕，临死前还郑重要求在墓碑上写明“明人张岱”字样，决不做清朝顺民。正由于他的这种处世原则，世人都称呼他为一块顽石，他自己也“人呼为石公，便以石公为号”。张岱具有“补天”之才能，却生逢天塌地陷的时代，一生“志在补天”，却始终被社会所遗弃，近代研究张岱的学者，都把他称为“一块被遗弃的补天石”！
张岱在明亡之后，长期避居深山，偌大家产被焚掠一空，整个后半生过着极为困苦的生活，但茅檐竹屋、瓦灶绳床，更坚定了他创作的襟怀，一生著作等身，在中国文学史、史学史、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他独立修撰的《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古今义烈传》煌煌五百万字，被当时史学界称为可以与司马迁《史记》相媲美的著作。他撰写的散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立意新颖，文笔优美，脍炙人口三百多年，至今仍为文坛奇葩。
２、所谓“情僧”，其原型就是著名文学家、出版家冯梦龙。冯梦龙（１５７４——１６４６），字子犹，又字犹龙，自号“情僧”，别署龙子犹，又号墨憨斋主人，詹詹外史、顾曲散人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冯梦龙自小崇拜李卓吾的“异端”学说，言行常出于名教之外，明天启年间曾两次因言获罪。明亡，他坚持民族气节，撰写了《甲申纪事》、《中兴伟略》等著作，寄希望于南明朝廷。顺治三年（１６４６）春，清兵南下，大义凛然殉国自杀。
冯梦龙是“情教”的创始人，一生都在参悟一个“情”字。他自封“情主人”，自称“情僧”。他视“情”为宇宙之本体，认为“万物生于情，死于情”，人而无情，生不如死，只要人人有情，就会缔造一个和谐社会。他认为人间万物循环的第一链、也是最关键的链就是情，有了情，万物才能生生不已。他创立了与儒家截然相反的妇女观，激烈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极力张扬妇女的才智，认为“光岳气分，磊落英伟，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他在生活中理解女性，尊重女性，体贴女性，一生红颜知己甚多。他极力倡导男女之间以情结合，宣扬情与淫的统一，反对无情的“皮肤滥淫”。他认为“欲”是“情”的基础，但欲决不是情，有欲的情是情，无欲的情也是情，而且是更高层次的情。他提出情是礼教的前提，礼教是情的内化，把情上升到世界观和宗教的高度来认识。
冯梦龙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他一生大量收集整理短篇通俗小说，先后出版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即“三言”）和《情史》、《古今谭概》、《智囊》、《智囊补》、《笑府》等名著，还修订出版了长篇小说《新平妖传》和《新三国志》。他一生热中传奇剧本的创作和改编，先后独立创作了《双熊记》、《万事足》，改编修订了《女丈夫》、《风流梦》等十二种，通称为《墨憨斋定本传奇》。他一生兴趣极为广泛，曾大量收集民间笑话、灯谜酒令，并极为重视民歌的收集整理，先后编辑评点并出版了《桂枝儿》《山歌》等民谣专集，对民间文学有重大贡献。
３、所谓“吴玉峰”，其原型就是著名的西昆体诗人吴乔。吴乔（１６１１——１６９５），又名殳，字修龄，江苏昆山人。昆山别称玉峰，故当时文人多称吴乔为吴玉峰。吴乔在明末清初诗名甚著，诗宗西昆体，著有《围炉诗话》、《西昆发微》、《答万季野诗问》等专著。
吴乔青年时学诗师从陈子龙，与复社诸诗人往来密切，时相唱酬，以艳体诗名冠一时。入清后生活困厄，息交绝游，唯与著名文人王士祯、徐乾学来往密切，经常在一起论诗。吴乔提倡“诗中有情”，“诗中有人”，“诗由心生”，“人之境遇有穷通，而心之哀乐随生”。
４、所谓“东鲁孔梅溪”，其原型应为著名文学评论家王思任。王思任（１５７５——１６４６），字季重，号谑庵，又号遂东。四明人。与张岱祖孙三代都关系密切。曾任明南京刑部主事，南明鲁王监国政权之礼部侍郎、尚书。顺治三年（１６４６）清兵下江南，绍兴城破，王思任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绝食殉国。
王思任以文学和书画名世，一生善为“小题文字”（小品散文），性通脱，喜谑浪，作品恣肆诙谐，毫不理会古文家的义理、体制，主张“不守父师成说，而独写性灵”，汤显祖称其“灵心洞脱孤游皓杳”，“能于笔墨之外，言所欲言”。他热中评点以言情为主旨的南戏作品，先后评点过《西厢记》、《牡丹亭》、《春灯谜》等名著，以评论之精辟名世。其所作所论，在古文家中独树一帜，因而名重一时。
《红楼梦》中为什么要称王思任为“东鲁孔梅溪”呢？说来话长。鲁王监国政权建立之前，封地在山东兖州，鲁王监国政权建立后，主要活动区域在浙东，故称“东鲁”。梅溪是宋代著名文人王十朋的号，《红楼梦》中贾母看了王十朋的戏，就曾说他“到哪里哭不好，偏要到江边哭”。“梅溪”代表的是王姓。所说的“孔”，代表的是孔子担任过鲁国的“司寇”、“宗伯”等职务，就是后来的刑部、礼部尚书。合起来就是“鲁王政权的王大宗伯（或司寇）”之意，正是特指王思任。
5、所谓曹雪芹，其原型应为著名文学家、地理学家曹学全（有立人旁）。曹学全（立人）（１５７４——１６４７），字能始，号石仓，又号泽雁。侯官（今福建闽侯）人。明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广西参议等职。因著书《野史纪略》得罪阉党，被削职为民，家居二十年，潜心著书立说。南明唐王在福建建立隆武政权，出仕任礼部尚书；唐王政权覆亡，自尽殉国。
曹能始一生著作等身，著有《石仓集》、《室仓历代文选》、《石仓十二代诗选》等。曹能始一生恭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训，几乎踏遍祖国名山大川，亲自考察订正古代地理著作，写下了《蜀中名胜记》、《舆地名胜记》等游记，对后世影响很大。
《红楼梦》之所以把曹能始称为曹雪芹，不仅因为“学全（立人）”名字与“雪芹”谐音，还因为《红楼梦》作者与曹能始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考证上的一段因缘，容后再议。
（二）、对《红楼梦》五个书名的再认识
对《红楼梦》中交代的五个题名者的考证至此，可能有的读者忍不住要发问，这些人与《红楼梦》有什么关系啊？稍安勿燥，待在下娓娓道来。
《红楼梦》肯定是清代的作品，不是明代人所撰，这一点没有疑问。而上面所考证的“石公”张岱，“情僧”冯梦龙，“吴玉峰”吴乔，“东鲁孔梅溪”王思任，“曹雪芹”曹学全（立人），都是明代晚期人。其中冯梦龙、王思任、曹学全三人都是在清兵下江南时便自杀殉国了；张岱、吴乔二人虽然得享高寿，一直活到清康熙年间，但其主要文学创作活动还是在明代，一般还把他们归类为明人。“石公”张岱不可能在石头上记录“顽石历劫”的故事；“情僧”冯梦龙也不可能传抄问世石头的故事；“孔梅溪”王思任、“吴玉峰”吴乔也不可能为石头的故事另题书名。那么，《红楼梦》作者又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红楼梦》书中交代的这五个人，一般说来都不难考证，当时都是鼎鼎大名的文人，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曾经留下光辉的一页。可是为什么红学界对这五个人视而不见呢？一方面是由于受胡适考证的局限，眼光只盯着曹雪芹，只盯着乾隆朝，当然找不到这五个人；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五个人都是具有“遗民思想”的铁硬分子，他们的著作都有强烈的异端思想，在清朝雍乾两代，其作品都被列为“禁书”，遭到严厉查禁。就说冯梦龙的“三言”吧，今天可以说脍炙人口、妇孺皆知，但从清朝查禁时起，直到民国初年，人们都很难觅其踪迹，就连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也没有看到“三言”。是后来从日本皇家图书馆中找到“三言”本子，方才在国内印行的。张岱的《石匮》书，发现时间比“三言”还晚，也是从日本找到的。由于这些人的著作淹没无闻，所以也使红学界那些老一代学者难以考证出其真实面目。
胡适先生考证出来的那个曹雪芹，生活在乾隆中期，此时“石公”、“情僧”的著作早已被朝廷查禁，并且距离明末也过了一百多年时间，曹雪芹不可能让这五个人为《红楼梦》题名，甚至连这五个人是谁都不可能知道，所以，这个曹雪芹不可能是《红楼梦》的作者！那么，《红楼梦》的真正作者究竟是谁呢？他应该是清初顺康两朝的人，其时距南明覆亡时间不久，南明文人的事迹还在文坛传诵；清王朝尚未开始查禁图书，晚明文人的著作还在社会广泛传抄；张岱、吴乔等人还在世，与《红楼梦》作者还有直接或间接见面的可能。
《红楼梦》作者之所以要把晚明的这五个著名文人写在《红楼梦》前面，应该同《红楼梦》的创作宗旨、创作思想有莫大关系。我们首先不谈《红楼梦》作者究竟是谁，先分析一下《红楼梦》作品中表达的思想宗旨同这五个人的关系。
首先说《红楼梦》同“石公”张岱的关系。张岱前半生过着纨绔公子哥的生活，后半生避居深山，生活极为困顿；一生多才多艺，拒绝仕途功名，晚年发奋著书；入清后拒绝与异族统治者合作，人们称其为“石公”，他自己也取号顽石。张岱的人生经历，与《红楼梦》中主人公贾宝玉极其相似，与《红楼梦》中交代作者的人生经历也极其相似。张岱不可能是《红楼梦》作者，但《红楼梦》作者一定与张岱有着类似的经历，方能引起心理共鸣，著《红楼梦》一书。《红楼梦》创作中，一定借鉴吸收了张岱青年时的一些事迹，这在小说创作上是通常的做法，任何作家都会如此。《红楼梦》为什么一定要说故事原来是刻写在一块“石头”上呢？这也与张岱有关：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张岱事迹，多数都来自于他自己撰写的《自为墓志铭》一文。所谓墓志铭，就是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吧？《红楼梦》作者创作前，一定读过张岱的《自为墓志铭》，方能创作出书中“石头自叙”、“自怨自叹”的情节。
其次说《红楼梦》与“情僧”冯梦龙的关系。冯梦龙虽然同张岱关系密切，但早在清兵下江南时便死了，张岱的《自为墓志铭》写于清代康熙初，冯梦龙当然不可能为其“传抄问世”。但《红楼梦》作者为什么一定要让“情僧”为其“传抄问世”呢？这应当与冯梦龙的“情教”思想有关。《红楼梦》“大旨言情”，书中表现的“情痴”、“情种”思想，并非《红楼梦》作者初创，而是继承和发扬冯梦龙的“悠悠万事，唯情为大”的“情教”思想。《红楼梦》中的妇女观、爱情观、“意淫”观，都是来自冯梦龙的作品，在《情史》一书中，《红楼梦》中所有关于情的提法，都能找到出处。另外，《红楼梦》中的诸多笑话和灯谜酒令，也似乎都与冯梦龙的相关作品有关，其中那个著名的“镜子”谜语：“南面而坐，北面而朝，像忧亦忧，像喜亦喜”，便是直接抄自冯梦龙的《桂枝儿》中的“古镜谜”。由此可见，《红楼梦》作者之所以用“情僧”来承担“抄录问世”的任务，主要目的是告诉读者，《红楼梦》创作中，深受“情教”思想的影响，创作的目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为了宣扬“情教”。
再次说《红楼梦》与“吴玉峰”吴乔及“东鲁孔梅溪”王思任的关系。吴乔逝世于康熙前期，其时《红楼梦》创作尚未告竣，因此也无可能为该书题写“红楼梦”一名。作者之所以要让他承担题名“红楼梦”的任务，其意图大概是因为他是当时最著名的“西昆体”诗人。《红楼梦》书中写进了大量女性诗词，风格基本都属于“西昆体”。另外，吴乔同明末著名诗人陈子龙、毛先舒以及清初诗坛领袖王士祯关系密切，这些人与《红楼梦》作者有着特殊关系，因此与《红楼梦》创作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容后再议。
王思任殉国于南明小朝廷覆亡之时，因此也不可能为《红楼梦》题名《风月宝鉴》。《红楼梦》作者之所以这么说，也是假托之意。为什么偏偏要假托王思任？一是因为他是个有民族气节的志士，二是因为他的异端思想很有名，三是他评点言情作品名气很大。不要以为“风月宝鉴”是个道学气浓郁的名字，把“风月”视为“宝贵的镜子”，应是明末清初言情思想的反映。王思任这个人很爱说玩笑话，《红楼梦》作者故意让他题写一个严肃的书名，把他的名字莫名其妙地写成“东鲁孔梅溪”，似乎也有同他开个玩笑的意图。
（三）、对《红楼梦》作者真面目的再揭示
该说到曹雪芹了。这里说的不是胡适先生考证出来的那个乾隆朝的曹雪芹，而是《红楼梦》作者假托的那个曹雪芹，即明朝末年大文学家、地理学家曹学全（立人）。曹学全（立人）逝世于顺治三年（１６４７），显然不可能去创作什么《红楼梦》。那么，《红楼梦》作者为什么要让他来充当“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角色呢？要想说清这个问题，必须揭示出《红楼梦》作者的庐山真面目了！
笔者经过多年精心考证，证明《红楼梦》作者不是乾隆朝的那个曹雪芹，而是康熙朝的大文学家洪升！洪升（１６４５——１７０４），字方（日旁）思，号稗畦，钱塘（今杭州）人，著名传奇《长生殿》剧本的作者。洪升出生在一个“诗礼簪缨、温柔富贵”的百年望族家庭，至明末清初已是“末世”了。洪升出生时正是清兵下江南的兵荒马乱时期，母亲逃难途中，在一个姓“费”农妇的茅棚里生下了洪升。洪升从小生活富裕，就像张岱那样“好美婢，好娈童，好歌舞，好鼓吹，好鲜衣，好美食”等等，过着纨绔公子的生活。青年时由于家庭内部矛盾，不得已逃离了家庭，在北京国子监就学，后半生过着极为困顿的生活。其父母受三藩之乱牵累，被朝廷革职抄没，充军塞外，家庭随之落败，弟弟妹妹们都在痛苦煎熬中早死。洪升的详细经历，见笔者的考证文章《怀金悼玉诉情种，寂寥伤怀话石头》。
洪升创作《红楼梦》，与曹学全（立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康熙二十八年，洪升因在“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被朝廷革去国子监生籍，并逮捕下狱，永远断送了功名之念。康熙二十九年出狱后，洪升万念俱灰，一个人骑头毛驴跑到京东盘山去出家“逃禅”。盘山就是《红楼梦》中交代的“大荒山”，山上有女娲庙，据说是女娲炼石补天的地方。洪升落脚在盘山的“青沟寺”，这里有康熙亲笔题名的“户外一峰”金匾，故又称“青沟峰”。洪升在盘山期间，偶然阅读了曹学全（立人）撰写的描写盘山的游记，游记中记载盘山的“沙岭”有陡峭的悬崖，而洪升所见的沙岭，却是一条坦途，因而认为曹学全所说的悬崖是个“无稽崖”。看，“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的出处都有了吧！详细考证见笔者的考证文章《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新证》。
洪升在盘山期间，认真回忆总结了自己的一生，决心用自己的经历为蓝本，写一部小说。由于小说的构思是在盘山青沟寺完成的，所以书中一开始就交代一块石头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讲述自己“造凡历劫”的故事。洪升头脑中的“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的概念，是在曹学全（立人）著作的启示下形成的；曹学全字能始，洪升自方（日旁）思，“方（立人）”与“始”字是一个意思，都是“起始”之意。既然《红楼梦》创作是在盘山起始的，书中内容又是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起始的，何妨就用曹学全的音转“曹雪芹”，作为该书的“披阅增删”者，写在书的前面呢？
其实，中国古典小说，都是不交代作者姓名的，《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莫不如此。《红楼梦》为什么一反常态，开始要交代作者和题名者呢？通过以上分析，读者诸君不难看出，《红楼梦》根本就不曾交代真正的作者，其假托的五个人物，都是明朝末期的人。《红楼梦》的创作虽然受他们影响很深，但他们本人与《红楼梦》创作，根本没有关系，都是洪升的假托，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习惯是完全一致的！
脂本《红楼梦》中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脂砚斋”，令红学界头痛不已。其实，这个几次“抄阅再评”《红楼梦》的脂砚斋，应是洪升妻子黄蕙的化名！洪升在康熙三十一年回到故乡杭州后，潜心《红楼梦》创作。他在西湖边的孤山盖了一座茅屋居住，名之为“稗畦草堂”。孤山是宋朝著名隐士、“梅妻鹤子”的林和靖隐居的地方，林的坟墓也在这里。元朝时地方官僚挖掘林和靖的坟墓，从中只找到一支钗一方砚。钗和砚合在一起，不正是“脂砚”么？洪升在“脂砚”之地搭盖的茅棚，其妻命名“脂砚斋”，取其“红粉”加隐士之意，不是再贴切不过了么！
黄蕙字兰次，是当朝大学士黄几的孙女，工诗善画，妙解音律，是个才女，由她来为丈夫抄录评点作品，再合适不过了。脂批中透露的女性亲昵口吻，也和妻子的身份相称。至于那个“畸笏叟”，应该是洪升小妾“邓氏雪儿”的笔名。“雪儿”为洪升生次子洪之益，被洪升过继到早死的二弟洪昌名下，“邓雪儿”正所谓“继户嫂”！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来看一则“畸笏叟”的批语：当芹、脂死后，她感叹道，“但愿造化主再生一芹一脂，余二人亦可大快遂心于九泉”。“一芹一脂”是两个人，再加上“余”（我），是三人，不可称为“余二人”，“余”尚未死，也不能到九泉“大快遂心”。这句话只有什么情况下才能成立呢？就是“余”与“脂”是“芹”的一妻一妾，如果“一芹一脂”能够再生，“余”与“脂”继续同事一夫，方能“余二人大快遂心”。洪升的妻妾关系十分亲密，平时生活中洪升“工顾曲”，“大妇调冰弦，小妇和朱唇”，其乐融融。洪升和黄蕙死后，难怪“继户嫂”要发出这样的感慨了！
如此看来，“脂砚斋”与乾隆朝的那个曹雪芹也没什么关系，而是此前整整一个甲子时间的洪升创作《红楼梦》的书斋名。其实，曹雪芹这个名字中，也隐含着夫妻三人的名字：因为“方”（日旁）与“始”同义，所以洪升为“曹”，邓氏雪儿当然是“雪”，黄蕙字兰次，名字中三个草头，当然是“芹”，合起来正是曹雪芹！这方面的考证，见笔者的文章《还脂砚斋真面目》、《〈红楼梦〉的女性观是从哪里来的》等。如果把脂批中那句“乾隆二十一年”字样剔除，其他脂砚斋、畸笏叟的批语全部是干支纪年，有什么理由一定说是乾隆干支，而不是康熙干支呢？其实，古代纪年根本没有庙号加数字的做法，“乾隆二十一年”的批语，一定是后人窜入的，不可为据。
回过头来再谈张岱、冯梦龙、王思任、吴乔同洪升的关系。这四个人在明朝末年，都是著名的封建正统文人结成的“复社”的骨干成员。洪升的父亲是否参加过复社，已不可考，但洪升的老师毛先舒，却是复社成员，洪升另一启蒙老师陆繁昭的父亲陆培、叔父陆圻（字丽京），也都是复社骨干，他们与张岱等四人时相唱酬，对四个人的事迹知之甚详。洪升青年时代学诗的老师王士祯，在任扬州推官时，与江南复社成员也关系密切。受老师的影响，洪升阅读过他们的诗文、熟悉他们的事迹，是完全可能的。洪家藏书甚丰，号称“学海”，著名古典文学书籍《夷坚志》、《清平山堂话本》都是洪家祖先雕版印刷的，当时江南好多著名文人都曾向洪家借书阅读。张岱编撰《石匮书》，冯梦龙编撰“三言”话本，都可能向洪家借阅过资料。“三言”中的好多故事，就是从《夷坚志》、《清平山堂话本》中摘录改编的，便是明证。
洪升创作《红楼梦》，受四个人的影响很深，石头的故事骨架取材于张岱的《自为墓志铭》，情本思想和妇女观套用的是冯梦龙的“情教”思想，西昆体诗词明显受吴乔影响，“风月”镜子的观念来自于王思任评点《西厢记》、《牡丹亭》的批语。但是，《红楼梦》的主要内容，还是洪升自己的“夫子自道”。《红楼梦》一开始就交代，创作此书的目的是把自己之“罪”“编述一记普告世人”，是写的自己的“亲历亲闻”，创作中“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著书的另一目的，是使姐妹们的事迹得以“闺阁昭传”，这些姐妹的生活原型，便是洪升的妻子黄蕙，两个早死的聪明漂亮的亲妹妹，以及众多的表姐妹林以宁、钱静婉、冯又令等。这些女孩子在清初都是著名的女诗人，曾出版过自己的诗词专著。她们曾结成著名的“蕉园诗社”，在清初文坛赫赫有名。她们也都没有逃脱“红颜薄命”的悲剧命运，几乎全部青年夭亡。洪升对这些姐妹一往情深，创作《红楼梦》为姐妹作传的理由是充分的。此方面的考证见笔者的《大观园诗社与蕉园诗社》、《蕉园绛云，红香绿玉》等文章。
《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原型，就是洪升的故乡杭州西溪。西溪从宋朝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躲避红尘的好地方。大观园中探春居住的芦雪庵，就是现在西溪的秋雪庵；惜春居住的藕香榭，今天建筑虽已不存，但其名称仍在；宝玉住的怡红院，原型就是洪家当年的“洪园”；黛玉居住的“潇湘馆”，原型应是高士奇的西溪山庄，这里曾接待康熙皇帝游幸一次，康熙为其题名“竹窗”；宝钗居住的蘅芜苑，原型应是西溪的“花坞”，这里面积比较大，历来是鲜花繁盛的好去处。另外，《红楼梦》开篇交代的“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说的应是西湖灵隐寺的三生石，“楼台高起五云中”，指的也应是杭州五云山。杭州西溪这么多景点名称与大观园契合，也间接证明了洪升的《红楼梦》作者身份。关于西溪的考证，见笔者的文章《大观园的原型就是杭州西溪》、《落红沁芳》等。
洪升的“遗民思想”很强烈，对南明时期那些闺秀名士的事迹很熟悉，《红楼梦》创作中，不可避免地要写进一些耳闻目睹的当时故事，这是小说创作的通则，不足为怪。南明著名抗清志士陈子龙，与洪家亲友关系密切，《红楼梦》中的“木石前盟”故事，借用的就是陈子龙与名妓柳如是的爱情故事。陈柳曾在“小红楼”同居，后来无奈分手。“红楼梦”一词，就出自陈子龙的诗。陈子龙号“无瑕词客”，书中就说他是“美玉无瑕”。柳如是与陈子龙痛苦分手后，嫁给了老名士钱谦益，这正是《红楼梦》中“金玉良缘”的出处。柳如是号“河东君”，书中的宝钗性薛，薛与柳均为河东望族，宝钗称“蘅芜君”，亦可称“河东君”。钱柳结合后居住在“绛云楼”，书中就让宝玉居住的地方叫“绛云轩”。
《红楼梦》中的“甄贾宝玉”借用的是南明时期的“真假太子”；所谓“四大家族”，借用的是南明朝廷“马史王钱”四个权臣；所谓“元妃”和“三春”，借用的是南明“三帝一监国”，元春生在大年初仪正是显示《春秋》所说的“春王正月”身份。尤堪注意的是，《红楼梦》中姐妹们的好多诗词，都是套用的南明时期名士名妓的诗词，黛玉的《题帕三绝》，套用的是李香君的《诀别口占》，宝玉、黛玉、湘云的咏菊诗，从题目到内容，都是直接搬用的冒辟疆、董小宛和杨龙友之间唱和的《咏菊诗》。以上考证的详细内容，见笔者的论文《〈红楼梦〉与南明小朝廷》等。
笔者怀疑，洪升创作《红楼梦》的过程，曾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康熙初期洪升逃出家庭前，这时由于受家庭和师友的影响，民族主义情绪浓烈，生活又很优裕，所以是用南明志士及秦淮妓女悲欢离合的故事来写《红楼梦》的，书中所说的“末世”，指的是南明残余政权，书中描写的“金陵十二钗”，当然是以“秦淮八艳”等名妓为原型的。这一时期的《红楼梦》，当然是写妓女的小说。袁枚、明义所见到并题咏的那本《红楼梦》，就明确说“其中某校书犹艳”，应该就是前期的《红楼梦》。红学界说袁枚“此老惯会欺人”，说明义没有读懂《红楼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厚诬古人之嫌。
后一时期是康熙二十八年洪升遭遇人生重大打击之后，盘山逃禅，举家南返，见到家园残破，姐妹夭亡，悲从中来，以自己和姐妹们的人生悲剧为基本素材，重新创作《红楼梦》。凡是熟读《红楼梦》的读者，都知道该书有两套神话系统，一个是绛珠神瑛还泪的故事，一个是顽石造凡历劫自述的故事。前一个神话系统，与洪升的代表作《长生殿》的神话系统基本相同，似乎应是早期《红楼梦》的遗存。后一个神话系统，则是在“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奈何”心情下创作的神话架构，这正是洪升经历了一系列“家难”之后心情的必然流露。
《红楼梦》中揭示姐妹们命运的“判词”与“曲子”，好多难以理解，好多与姐妹们的命运并不符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应该也在于《红楼梦》前后两个时期的创作内容之不同，“判词”与“曲子”是早期就有的，而姐妹们的原型变了，所以变得不可理解或与命运不吻合了。其他如“真假两个宝玉”，“绛洞花王” 、“潇湘妃子”的诨名等等，也似乎是早期作品的遗存。
洪升逝世于康熙四十三（１７０４）年，是偶然落水淹死的，死前《红楼梦》大概没有最终改写完成。洪升死前人生的最后一站是在江宁织造曹寅的家里，《红楼梦》手稿落在曹家是有很大可能的。曹家被查抄后举家回到北京，曹寅的孙子，也就是胡适先生考证出来的那个曹雪芹，曾借给明义、永忠一个“写妓女”的《红楼梦》手稿，又曾拿出今天流传的脂本《红楼梦》稿传抄卖钱，据书中脂批记载，他手中还有一个“其弟棠村序”的《风月宝鉴》稿。这个曹雪芹死时只有“四十年华”，据说创作《红楼梦》开始于乾隆九年，当时只有二十来岁，如果此前还曾写过什么“写妓女”的《红楼梦》和《风月宝鉴》，大概一出娘肚子就得开始创作生涯，这是绝无可能的！
我们只能断定，这个曹雪芹拿出的三个稿子，都是洪升的手稿。明义见到的“写妓女”的《红楼梦》稿子，就是洪升早期创作的《红楼梦》稿本，这个稿本应该另有《风月宝鉴》之名，前边有“棠村”所做的序言。棠村是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顺康两朝大学士梁清标，棠村是他的号。梁清标在顺治年间，曾长期在南京任江南最高行政长官，十分熟悉江南志士的思想行为，也曾为保护钱谦益等人的抗清行动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洪升的外祖父黄几与梁清标同殿为臣，与洪升的关系也很密切。由梁清标为洪升早期那本题名为《风月宝鉴》的作品作序，是完全可能的。脂批中说的“其弟棠村”，“其弟”二字，有可能是“真定”二字之误，“棠村首相”是真定人，常自称“真定棠村”。这种误会似是后来抄手造成的。
至于“梦稿本”和“程高本”的后四十回，现在已有充分证据证明非高鹗所续，其真正的续作者，似乎就是乾隆朝的曹雪芹。他姓曹名沾（雨头），字芹溪或芹圃，这在二敦及张宜泉的诗中看得很清楚。至于他为什么取“雪芹”之号（或字），大概是受洪升原著中所署之“曹雪芹（曹学全）”的启示，出于仰慕之心，恰好又姓曹，书中事迹又与曹家故事类似，容易引起共鸣，所以才如此为自己取号（或字）的。按理说，他的祖父曹寅号“雪樵”，根据封建社会的避讳规矩，他青少年时代是绝不应该也无可能取号（或字）“雪芹”的；倘若是中晚年，曹寅去世已久，人们已经淡忘，再受到洪升的作品影响，这么取号（或字）也是可以理解的。胡适考证的那个曹雪芹，不是这种情况么？真正的曹雪芹，并不是他，而是康熙朝的大文豪洪升！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洪升是江南人，能否用“假语村言”创作《红楼梦》？《红楼梦》的语言是地道的“京片子”，《红楼梦》描写的室内的炕和室外的雪，也是北方的景物，作为江南人，能写得出来么？请不要忘记，洪升青年时代在北京生活过二十多年，应该绝对熟悉“京片子”。今天的南方大学生，在北京生活三四年，就会说一口地道的“京片子”，洪升浸淫了二十多年，为什么不能用“假语村言”创作《红楼梦》？用自己都熟悉的南北两种景物描写《红楼梦》，应该也是洪升“故弄狡狯”的需要。
本文确实有颠覆传统红学的嫌疑，可能会受到一些“胡家店”、“曹家庄”忠实居民的反弹。真理是不怕压制的，历史不是胡适先生所说的任人涂抹的小姑娘。任何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只要能拿出证据，驳倒我的观点，我都心悦诚服。如果驳不倒，我倒要发自内心地奉劝一句红界同人：跳出“曹家庄”就那么痛苦吗？到明末清初时代来走一走，这里的天地宽着呢！
附记：
《红楼梦》是一部既写“家仇”，又抒“国恨”的小说，从一个家族的命运出发，描写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大动荡悲剧，其主旨在于抒发民族主义志趣。目前有某些学者，将满清入主中原，说成是中华民族内部之矛盾斗争，甚至花费许多笔墨去论证清政权取代明政权的合理性和进步性，这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学说！。三百多年前的满清入主中原，是一场毫无疑义的侵略战争，我们决不能以今天的情形去套历史，泯灭历史上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界限。有人以“愚忠”说来厚诬历史上抗御外侮的仁人志士，或以民族团结为借口为吴三桂一类汉奸翻案，真不知是何居心？明亡时期张煌言、陈子龙、夏完淳等一批民族义士，与宋金战争时期的岳飞一样，是英名千古的民族英雄！明末政治黑暗，不等于满清侵略正确，就像蒋介石政权腐败，不等于日本侵略有理一样，当然更不等于汪精卫卖国光荣。为汉奸张目不是什么理论问题，是无须争鸣、也不可以争鸣的。
２００５年４月于长春
